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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人类生活的原生态是缺乏顺序的，在口头文化中，口头讲述者直接面对听众，他的话语随时会被打断，讲故事的过程中随时有插话、对话或交流，这种互动过程意味着说者与听者之间没有严格界限，但长篇叙事尤其是虚构性叙事(如史诗)并非口头文化的主要特征，而是文字社会的产物。小说正是在文字文化和闲暇文化中较晚孕育出来的一种“讲故事”形式。 【关键词】 口头文化 叙事 讲故事 小说 故事的讲述常被认为是所有人类话语的特征，现在时髦的是把叙事说成一种普遍的表达形式，可以用来表达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社会互动的戏剧性事件。因此，口头文化中的故事讲述就被看作文字社会中的小说的基础，这种行为被视为很多创造力的焦点。盲者荷马就是一个典型，他把自己所有非文字的想象力都投入到史诗之中。在讨论故事的讲述时，我们显然进入了虚构作品和小说的话题。但是，并非所有故事的讲述都是虚构；它也可以包括个人的叙述，尽管典型的讲故事是和口头文化及“故事歌手(或讲述者)”(洛德1960)联系在一起的。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中认为，讲故事的人是随着小说的产生而消失的，他把小说的广为流传和印刷术的产生联系在一起(本雅明1968∶87)，小说不再像从前那样直接和经验连结为一体。 小说出现的时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巴赫金(Mikhail Baktin)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了novel(小说)或novelness(小说性)这个术语。但是具体讨论到起源问题时，他把(“冒险时代”的)小说追溯到公元2世纪的希腊传奇，还有阿普列尤斯[1]《金驴》(The Golden Ass)故事中的日常生活小说；还有第三种以传纪时间为核心的“Chronotope”，不过它在那个时期没有产生任何小说。所有这三种形式都是现代小说的前身。小说基本上是15世纪晚期印刷术来临后的一个产物，但是，如我们从这些早期实例中所看到的那样，书写技术的产生极大地改变了讲故事的性质。实际上，我想指出，与多数人接受的观点相反，叙事并非识字者和后来的印刷技术所提倡的那样是人类情境的一个普遍特征。 在今天西方的文学和社会科学界，narrative(叙事)一词已经具有了一种偶像和行话的意味。我提议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在更严密的意义上使用narrative这个词，它包含一个具有稳定连续结构的情节，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开头、中间和结尾为标志。否则，我们就会卷入德里达(Derrida)为书写(Writing)赋予的那种宽泛的外延之中，他用这个词表示所有“踪迹”(traces)，包括记忆踪迹。这种用法使我们常常无法对书写档案和记忆库存做出区分。用文学来指称口头文体即我所说的标准的口头形式时也是如此，因为这种用法使一些重要的分析性差异变得含混不清。……在一篇有关“现实的叙事结构”的文章中，霍尔(Stuart Hall)对这个词的用法也无所不包，他指出：“我们对真实的叙事和虚构的叙事之间即新闻和冒险故事之间所做的区分绝对过于简单，也是不真实的”(引自萨默维尔1996∶173)。……不真实不一定是撒谎。它也包括幻想或虚构，幻想是后者在非现实层面上的对应物。幻想并不要求我们在表层上将之与对事件的忠实讲述做严格的对比。但是，虚构也照样具有真实的价值。这就是英国的传奇和小说在18世纪初叶时的差别。笛福(Defoe)等人的现实主义小说有意引起人们对真实或故事的赞同。作家们常常要声称虚构是真实的，不是潜在的经验真实，而是真正的、实际的真实。 历史与神话之间通常也有这种区别，二者分别以线性时间和循环时间为标志。历史需要有效地利用文献和书写，但是，口头文化中没有文献和书写却并不缺乏对过去的感觉，神话即是这种感觉的一个变体，只有正式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才以考察文献为基础。…… 由于没有文字，口头文化中的交流主要依靠言谈。我在非洲的工作经验表明，如果我们所说的讲故事指的是为成年人创作的个人故事和虚构故事，那么，这种言谈话语主要指的并不是讲故事。加纳(Ghana)北部的洛达基人(The LoDagaa)当然在我译作“正确的言谈”(yilmiong)和说谎(ziiri)以及真假之间做出了类似的区别。“正确的言谈”包括我翻译的“巴格里人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Bagre)，不过这个叙述本身却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它提供的是一个谎言还是神的方向和神的真理呢?民间故事不被指认为谎言，因为它们并不声称自己真实，它们因而也就不是真实(例如，动物像人那样说话和行事)；如我将表明的那样，这种故事主要是给儿童听的，它们的确接近了柏拉图所说的那种谎言的边缘……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达洛基人的真实叙事是那些有关个人生活以及向国家南部金矿的劳力输出的叙述，或者是关于上个世纪早期殖民统治者到来之前发生的地方纠纷或战争的叙述。这类故事常被人们讲述，但讲述的地点已相当边缘化。即使是非虚构的叙事和讲故事，也并非像那些试图重构早期文字文化中的话语形式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处于中心地位，他们假定这些话语形式就来自先前纯粹的口头形式。…… 回到口头文化中的叙事这个具体问题上，我想探讨五个方面，即传说、史诗、神话、民间故事和个人叙事。史诗显然是夹杂虚构的一种叙事形式，尽管它常常以战场上的英雄业绩为基础。它被界定为纪念历史或传统上的一些英雄人物事迹的叙事诗(即有事实的成分)。研究早期文学的大学者查德威克(Chadwick)将史诗看作他所说的英雄时代的代表作品，那时到处是首领、战士和商人(1932—40)。既然这种文体常被认为出现于前文字社会，所以很多学术研究都试图表明，例如，荷马的诗歌作为史诗是有关文字文化而非有文字文化中形成的。在20世纪30年代，哈佛的古典学者帕里(Parry， 1971)和洛德(Lord， 1960)在南斯拉夫的咖啡馆里录下了很多歌曲，旨在表明，这些歌曲的风格，尤其是程式表达方式的应用，使它们成为口头传统史诗的典型。尽管南斯拉夫(Yugoslavia)绝非纯粹的口头文化，其言语形式受文字尤其是书面宗教文字的影响很大。有些叙述内容实际上就是“故事歌手”用的歌本上的文字(Texts)，前后都有参照。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在史诗兴盛的“英雄时代”，社会中已经出现了早期文字。相比之下，在非洲纯粹的口头文化中，除了深受伊斯兰教及其文字形式影响的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之外，史诗十分罕见。 撒哈拉沙漠南部的非洲地区是现今世界上全然没有文字的主要地区之一；现在南美洲(还有澳大拉西亚[2]和太平洋地区)的部分地区也是如此。南美洲的绝大多数地区都在16世纪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改变了，只有一些边远地区没有受到这种专利和霸权的影响。非洲提供了更直接的实例，西边的欧洲、北部的地中海和东部的阿拉伯人的文字文明都对它产生了影响。该大陆的口头文学也受到普遍关注。主要的综合工作是由露丝·费尼根(Ruth Finnegan)完成的。关于史诗，她非常明确地写道：“史诗常被假定为无文字民族典型的诗歌形式……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这似乎并未得到非洲材料的证实。至少在更明显的‘相对较长的叙事诗’的意义上，除了直接受阿拉伯文影响的斯瓦希里人(the Swahili)〔书面的〕utenzi之类的形式之外，撒哈拉沙漠边缘的非洲地区几乎没有出现史诗”(费尼根1970∶108)。在非洲被称为史诗的往往是散文而不是诗歌，尽管非洲南部的一些较长的赞美诗也具有史诗的某些特质。人们最常提到的是采自刚果(The Congo)的芒戈—恩孔多人(Mongo-Nkundo)的故事；它们也主要是散文，和其他非洲故事的一般特征相似。最著名的是连嘉史诗(the Lianja epic)，原文和译文印出来有120页。它叙述了英雄的诞生、磨难、旅行、对臣民的领导及其最终的死亡。费尼根认为，最初的形式大概是“相当松散的一组独立情节单元，在不同场合被讲述，因而不必视之为一部独立的艺术作品(尽管近来一些老练的讲述者声称这个故事最理想的是一口气讲完)”(费尼根1970∶109)。换言之，在文字的影响下，产生了短篇故事的混合形式，美索不达米亚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正是这样产生的。……她总结道：“总的来说，除了伊斯兰教的影响之外，史诗在非洲口头文学中似乎无关紧要，原先假定史诗是很多无文字民族的自然形式，是没有什么依据的”(费尼根1970∶1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