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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宗法社会，这种社会结构既维系了乡村社会的稳定，也造成了乡村社会的落后。为构建新的乡村社会秩序，改造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孙中山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提出了自己的乡村建设主张。 通过发展农业生产以建设乡村社会 农业不仅关系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且关系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富强与社会稳定的基础。没有农业的兴旺，就不可能带来其他各业的繁荣，社会稳定也就缺乏根基。因此，发展现代农业，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乡村社会建设的前提。在《农功》一文中，孙中山说：“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6页）这即是说,农业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以商业调剂来交流货物，便可使国家富强起来，社会也将趋于稳定。在孙中山看来，农业是国计民生的关键，如果农业发展不起来，农民就将陷入饥饿悲惨的境地，社会也就难有稳定可言。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孙中山极力主张在农业中采用机器进行生产，把农业机械化看作农业增产的根本途径。与此同时，孙中山积极倡导科学种田，认为农业的生机在于科学，必须把农业生产置于科学指导之下，才能充分挖掘农业潜力，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从而解决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为倡导科学种田，孙中山主张测量农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并提出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以提高土壤肥力，预防和消除农业生产中的病虫害。农业的发展，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与法律保障。孙中山设想通过立法，鼓励农民进行粮食生产，保护农民的正当权益。这些措施如能付诸实践，对于农业的发展无疑具有助益，对于农村社会的改造则能起到奠基作用。 通过实行地方自治改造乡村社会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实际上是一种“宗族自治”的熟人社会，地方自治是孙中山基于中国当时的政况，为解决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这一矛盾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其目的是通过地方自治的实现以达到对县以下基层社会的控制和实现全民政治的理想。孙中山曾对地方自治问题进行过细致研究，最终选择以县为地方自治单位。他在《地方自治实行法》中规定：“地方自治之范围，当以一县为充分之区域。如不得一县，则联合数乡村，而附有纵横二三十里之田野者，亦可为一试办区域。”（《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20页）在孙中山看来，将一个县的全部农村组成为一个地方自治的基本单位，有利于提高政治效率和管理效率。地方自治的事项主要包括清户口、立机关、定地价、修道路、垦荒地、设学校。因此，在孙中山的视域中，地方自治是对乡村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的途径。地方自治团体，“不止为一政治组织，亦并为一经济组织”，是“一政治及经济性质之合作团体”。既然如此，就应当举办各行各业的合作经济，如农业合作、工业合作、交易合作、银行合作、保险合作等。事实上，地方自治机构举办合作经济，是改造乡村社会的重要手段，通过举办合作经济，培养农民的合作意识与合作观念，有利于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 通过发展农村教育以改造乡村社会 孙中山认为，保守性、盲从性、迷信、见利必趋等劣根性之所以存在于国民之中，教育不普及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说：“吾国虽自号文物之邦，男子教育，不及十分之六，女子教育，不及十分之三，其中有志无力者，颇不乏人。其故在何？国家教育不能普及也。”（《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52页）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社会，教育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性。在政治上、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掌握了教育的领导权，他们的子女则垄断了受教育权，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则基本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对于传统教育的这种不平等性，孙中山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合理的教育制度，应该是“无论富贵”都可接受教育。只有全体国民都受教育，大家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和机会，才能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整个民族才能兴旺，整个国家才能富强。就对农民的教育而言，孙中山指出，他们“没有知识”，“不能写读”，而且还非常守旧，振兴中国农业“所缺者”，就是“农民之新知识”。因此，必须“对数量上占优势的农民灌输新观念”，使农民学习“科学的道理”，掌握“科学的道理”。从改造乡村社会着眼，孙中山提出，对农民不仅要进行知识教育，还要进行“本党主义”教育，使农民认识国民革命的重要性。为教育农民、发动农民，孙中山多次去农讲所作报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启发农民、开导农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