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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安置土匪游民以改造乡村社会 土匪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普遍而复杂的社会现象，究其原因，根本上是由乡村社会控制的失效造成的。中国近代的土匪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就其性质而言，有劫富济贫的义匪，有从事抢劫烧杀、绑架勒赎的惯匪，有由裁撤、溃败的军队或哗变逃跑的士兵演变而来的兵匪；有从事帮会教门活动的会匪或教匪；有从事毒品走私的烟匪。中国近代的土匪主要来自乡村社会，解决好土匪问题，是乡村社会改造的一项重要内容。游民是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失去稳定职业、产业及其他生活根基的人，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他们缺少谋生的手段，大多数人在城乡之间流动，是中国近代社会中具有破坏性和爆发力的社会力量。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着眼于联系和利用会党，准备通过会党会众发动反清起义，推翻清朝的统治。在孙中山看来，“土匪溃兵并没有什么可怕”。游民也是孙中山革命之初依靠的力量，1922年4月,孙中山在总结革命经验时曾说：“我们最初提倡革命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肯听的。但我先把一般无业的游民联络起来，替他们谋饭吃、找事做，他们便信我起来了。”（《孙中山集外集》，第262页）另一方面,孙中山又非常关注土匪游民的安置与改造。他向国民党一大提交了“感化并收容游民土匪提案”，建议“国家对于游民、土匪，于惩服的方法之外，须设法加以感化及收容。使即能获得从事于社会有益之工作之机会”。国民党一大采纳了孙中山的提案，其宣言明确提出：“政府当设法安置土匪游民，使为社会有益之工作。”（《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68、124页）因此，孙中山关注土匪游民的安置，其着眼点在于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 通过改造农民的社会意识以建设乡村社会 孙中山一方面认为“中国谦逊的农民却有一种成熟的智慧”，对于农民有肯定和同情；另一方面，对于农民之中存在的封建观念、落后意识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比如，宗族意识是普遍存在于农民之中的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强调宗族利益至上，为了宗族的利益可以不惜牺牲，却不愿为国家利益而献身。孙中山认为，儒家所宣扬的宗法思想，只有家庭和宗族观念，缺乏民族和国家的思想。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5页）宗族意识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对国民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不消除宗族意识的影响，近代民族国家难以建立起来。为了改造国民的宗族意识，确立国民的国家意识和国族意识，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便反复强调：“欲图根本救治，非使国民群怀觉悟不可”；“根本救国，端在唤醒国民”。也就是说，中国由国民所造成，惟有第一等的国民才能造成世界第一等的民国，在全体国民中树立国家意识，摒弃宗族意识，是国家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又如，奴性意识泯灭了中国人的创造力，消解了中国人的进取心，滋生了中国人的惰性与自卑。对于中国农民的奴性意识，孙中山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不仅指出了奴性意识之害，而且说明了消除奴性意识的方法与路径，即借助“政治力量”、“国家的力量”来破除奴性意识对农民的束缚。守旧意识是一种与小农经济相伴随的落后意识。小农经济的特点是以家庭为单位，与社会联系少，简单重复，竞争意识淡薄。这种生产方式导致中国农民习惯于沿用旧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不愿求变，不愿求新，不愿冒险。孙中山也批评了中国农民的守旧意识，期望中国农民多一点创新意识、改革意识，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农村社会的变革。孙中山对农民意识的批判，就其出发点而言仍在改造农民，以充分发挥农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 从孙中山关于改造传统乡村社会的主张可以看出，农村社会建设必须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思想建设并举；既要有破，又要有立；既要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又需借助政府和社会之力。 （作者单位：华南师大政法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