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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波 按顾颉刚日记，顾钟等人得知钟敬文被辞退的时间是1928年7月4日，而钟敬文编辑的《民俗》周刊一直出到了第24期，该期出版时间是9月5日，书末有钟敬文的“编辑余言”，标署时间是8月16日，也就是说，被通知辞退后，钟敬文还不遗余力地工作了近两个月。同时也说明中山大学当局对此事的处理并不是太严厉。首先，处理结果是“辞退”而不是“开除”；其次，处理之后还允其继续在岗1个多月，允许钟在“编辑余言”中发泄他的愤怒： 自本刊产生以来，局外的人对它大概抱着两种绝对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赞成的，一种是鄙视的。赞成方面的，以为我们这种努力，是一个可贵的贡献，于中国的学术坛上，他们不但用语言，文字赞美和鼓舞我们，有的还十分诚意的予我们以实力上的援助，如周作人，赵景深，徐调孚，顾均正，黄绍年，清水，谢云声诸先生，都是我们所份外感激的！鄙视方面的，似可分为两种。那受支配于因袭社会的伦理和陋见的近视论者，这在我们是犯不着去计较的。稍可惊异的，是有些素号为头脑清晰的学者们，也不能予我们以同情，甚至深恶而痛恨之，几比它于洪水猛兽！我们的工作，诚然是幼稚可议，但自信总是为学术为真理而努力，至少心是纯洁可谅的！我们不恤承受社会一般盲人的咀骂，头脑混浊者的仇视，但我们却要求大度的学者的平心静气的理解，鉴别，甚而至严厉的指摘亦得，只要他是确能为真理的！为了保护学术的庄严，我们实在没有受鄙视的惧怕。公平的判断，终当有个出现的时辰，即使不是在现在！ 学校当局处理的不严厉，恰恰说明了当局对处理结果的“心虚”。从顾颉刚日记中可以看出，1928年上半年顾、傅两人几乎每天都会见面，常常互相“留饭”，下半年两人晤面的次数明显减少，一起吃饭也多是在学校会后的餐桌的。一方面，“这表示了当时的一批知名学者对顾颉刚主持的民俗学会工作的不满和轻视。”[17]另一方面，这批学者对自己的行为也不是信心十足，当着顾颉刚的面，傅斯年说是伍叔傥不肯把民俗丛书付决议；而伍叔傥在顾面前又说是汪敬熙让他这么做[18]。互相推卸的原因恐怕多少有点心虚，以致于自觉真理在握的顾颉刚在1973年还不无幸灾乐祸的说：“算到今岁50年，我二人尚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工作，而当时牵制我辈工作之伍叔傥、汪缉斋(敬熙)一班人到何处去耶？”[19] 顾颉刚觉得颇对不起钟敬文，他在1928年8月20日写给胡适的长信中说：“即使民俗学会中不应印出秽亵歌谣，其责亦在我而不在敬文。今使敬文蔽我之罪，这算什么呢！岂不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又岂不是太子犯法，黥其师傅！”[20]其时顾颉刚正为北大弟子谭惕吾被捕事心力憔悴，也无力为钟敬文做太多工作，尽管如此，两人在从7月4日得知消息到9月7日钟敬文离穗的两个月间，一共见了11次面，常常是顾留钟吃饭，并于8月27日正式为钟饯行，当晚同席的有顾颉刚夫妇及二女儿，罗常培夫妇及女儿、容肇祖夫人、还有一个叫毅生的朋友，席设福全馆。[21] 钟敬文被辞，《民俗》周刊面临夭折的危机，一是经费的刁难，二是人手的不足。在7、8月份容肇祖尚未回粤时，顾花在周刊上的时间骤增，日记中屡屡提及。更多的时间还用在了与校方的周旋上，7月下旬至8月上旬，顾颉刚几乎每天都去找朱家骅副校长，或是给他写信，并不断提出要辞职。会面和信函的内容不详，但从顾颉刚1973年补叙的日记中看来，应与民俗学会出版事相关：“又助予编辑《民俗》周刊之钟敬文，为戴季陶所开除，亦仗朱之力，得继续出版。此两事予颇感朱，以为彼知予，许我发展学术工作，故当时乐受其用。”[22] 由于出版量和人手的矛盾，以及人事的变动，《民俗》周刊从6月份开始就无法按正常日期出版，只好以两期两期合刊的形式出，一直持续到10月份，即容肇祖接手一个月后。 钟敬文同时遭受了事业的打击和恋爱的失败(恋人寄萍去了新加坡)，心情比较消沉，刘大白给他介绍了一份杭州的工作。9月7日他与韦承祖同船去上海，海上漂了10天，尔后转往杭州，在杭州省立商业中学教书，后又到浙江大学任教。“部分地由于情绪的影响，在一段时间里，他没有再与《民俗周刊》发生联系，直到1929年2月才给当时主持该刊的容肇祖写了一封私人信件”[23]而当时顾颉刚正要离开中大。钟敬文在这段时间更多的是做一些文学创作和评论，暂离了民俗事务，“这种情况，到了1929年春夏之交，才由于与钱南扬共同主编《民国日报》的‘民俗周刊’而告结束。”[24] *本文获中山大学青年教师社科基金资助。 注释： [1] 钱序、刘序均见《吴歌甲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2] 《甲集》出版于1926年7月，《乙集》张新伯序的时间为1927年7月。时间间隔正好一年。王在《自叙》中说“我很感谢颉刚先生许我将这书作为吴歌乙集，并且他能抽暇为我作序，和担任校订，发行之劳，这尤其是我铭感难忘的。”而上海张新伯序已直称其为《吴歌乙集》。可见顾在7月张伯新序书之前曾抽空读过《乙集》手稿，已允其署《吴歌乙集》，并曾答应作序。 顾颉刚受中大副校长朱家骅委派，1927年5月离粤大购书，22日抵沪，直到6月14日离开，答应作序并出版事，应该发生在这段时间。 后从顾潮女士处印得顾先生日记，果在5月31日日记中见载：“八点许到车站(去南京)，上特别快车，八点五十分车开。在车看《吴歌乙集》及小报。” [3] 参见杨哲《风雨世纪行－－钟敬文传》第8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4] 顾颉刚《＜民俗＞发刊辞》，载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一期，1928年3月21日。 [5] 顾颉刚日记1928年4月29日。 [6] 顾潮《顾颉刚年谱》第1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7]《周作人民俗学论集》第115-12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8] 顾颉刚著，钱小柏编《史迹俗辨》第132-13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9] 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第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10]《明清社会性爱风气》，第11页。 [11] 转引自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第194页，巴蜀书社，1995年。 [12]《周作人民俗学论集》第119页。 [13]《吴歌甲集》附录一《写歌杂记》。 [14]《周作人民俗学论集》第120页。 [15] 钟敬文《蛋歌》，(上海)开明书店黎明社丛书，1927年2月出版。 [16] 钟敬文《答王嗣顺先生讨论山歌的信》，见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78号第五版，1925年2月15日。 [17] 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第13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18] 参见《风雨世纪行》第101页。 [19] 顾颉刚日记1928年12月16日（1973年之补记）。 [20]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第12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又见顾颉刚该日日记。 [21] 顾颉刚该日日记有详细记叙，《风雨世纪行》说8月26日在福来居，并有容肇祖在席，当是小误，因容7月中去云南考察，9月4日才回粤，故此次饯行由夫人代席。 [22] 顾颉刚日记1928年5月31日（1973年之补记）。 [23]《眼光向下的革命》第131页。 [24] (21)同上。 (本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0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