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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这些话，是傅斯年反复强调的名言，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的主流思想，是西方19世纪科学主义史学和传统乾嘉学术相互呼应的产物。 傅斯年的主张，是“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1]，这种主张及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史学大师的史学实践，都被论者归诸实证史学或“史料派”，而与“史论派”相对[2]。这种通过严格地对待史料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做法，排斥史观，强调纯粹的客观与公正，对史料“存而不补”、“证而不疏”，无论其前提还是方法，都是与后现代史学的主张对立的，都是“现代性”的表现。 王晴佳认为，后现代主义在历史本体论方面反对历史进步论和所谓“大叙事”，在历史认识论方面否定历史学的客观性，在研究对象方面表现为日常生活史、微观史、新文化史等[3]。他也提到了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的主张，在后者这里，史料不再是历史写作的基础，这个基础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同时，由于作者的写作必须依赖语言，但作者通过自己的语言构成的文本，并不见得等同于作者的内心意图，也不等同于他所描述的对象。史料同样是历史写作的结果，也是文本，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家在写作时不断引证史料，即通过旧的文本形成新的文本，因此在文本的意义上，新的历史作品与史料并无区别。因此，无法通过检验史料来判断史实的真伪，相对主义史学还在着力于区分史料与史实的区别，而后现代主义史学根本就不承认这一区别，认为无论史料还是史实，都不过是不同的文本。 要更好地理解后现代史学的“史料观”，可以以海登·怀特在其著作《后设历史学》（也译为《元历史学》）中的著名例子为代表[4]。他通过分析18到19世纪的4个历史学家（米什莱、托克维尔、兰克、布克哈特）和4个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的作品，认为历史学家面对的过去不可能是客观真实，而只是各种形式的文本，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史料，他们若要把这些文本变成历史，首先就要把它们组合成一部编年史，然后再把这个编年史转化为一种叙事。 他认为历史写作经历了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原始的素材、碎片或者资料；第二个过程是编年史，编年史没有逻辑的起点和终点，就是说编年史的编写者从哪儿开始写，那么历史就从哪儿开始；他在哪儿搁笔，他什么时候搁笔，那么历史就在哪个地方结束。比如孔子做《春秋》，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都是编年史，他们所选择的开始的年份只是他们心目当中的历史的开端，而结束的那年的时候是他们心目当中历史的终结。人们在这个基础之上进入第三个过程，叫做“带故事性的历史”[5]。 因此，即便是并非由语言（文字）构成的史料，比如各种历史遗存的实物，也要进入历史写作的这样三个程序。怀特认为，“为了使资料产生意义，把陌生转化为熟悉、把神秘的过去变为易于让人理解的现在，历史学家使用的唯一工具就是比喻语言的技巧”[6]。譬如，一块甲骨片及其上面刻写的文字，只有在进入殷商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者的历史书写之后，才会产生特定的意义，而在此之前，在当地农民和药商眼里，它只是一块“龙骨”；在古董商眼里，则是一件古董。这些甲骨文作为史料被历史学家编织成一个富有特定意义的文本，与作为历史的存在和现实的存在之间都产生了差异。 但正如佩雷兹·扎戈林（Perez Zagorin）指出的，在历史学家中，有些对后现代主义的入侵表示警惕，认为它是一种新型的虚无主义，或表示捍卫理性；有些则支持后现代主义主张，认为它对影响史学实践的历史本质提出了新鲜的洞见；还有些人对后现代主张表示尊重和同情，但对其极端的看法并不苟同；更有些人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认为史学还是在某些方面从中受惠。他承认，在妇女研究、社会史、文化思想史等领域，一些学者接受了后现代的语言和话语概念，但绝大多数研究妇女、少数民族、各种边缘群体的史学家是受后现代主义的启发。“到目前，似乎可以公正地说，后现代主义是职业历史学家中的少数现象，多数人并不愿意接受其历史观，因为他们发现，它与自己对历史探究的个人理解和经历大相径庭”[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