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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特点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特点是什么呢？ 中国现代民俗学是在19世纪末西方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术思想影响下诞生的，但由于中国文化渊源的深厚，中国现代民俗学一经诞生就按自己的道路发展，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走下去。我们常说：中国人有一付健康的胃。意思是说，中国人能够消化所吸收进来的一切外来文化，把他人的筋骨变为自己的血肉。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正是这样的。 西方民俗学的诞生，有其特殊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一方面，民俗学的产生适应了欧洲大陆长期神权统治的崩溃，人权得到尊重和张扬，浪漫主义思潮狂飙突起等政治、宗教、文化氛围；另一方面，又适应了欧洲殖民主义海外扩张的霸权政策改变的需要。忽略了这些背景因素，就无法看清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先进人物在移植西方民俗学时的心态和作为。20世纪20年代末，江绍原发动的关于民俗学的名称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学者就指出：“Folklore 之成为一种学问，始定于N.G.Thoms创这个名词起，时代是1846年，那时正是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改换的时期。此前的旧殖民地政策，前期目的只是掠夺当地的人民，在欧洲外的殖民地上，用直接抢劫，奴使种种方法所获的财富，归到欧洲去变为资本。这时的新的殖民地政策，主要的是以为掠夺殖民地的任务是要把这些殖民地变作销货市场及原料的源泉与移植资本的地方。因此上，要明了一个殖民地，一个种族的习俗，以为利用，破坏之用的研究，成为必要，而民俗学便合乎时宜地产生了。（所以现在《大英百科全书》里面Folklore条下还有一句定义云：”The Learnins of the Uncultured;……”）那时又正是英法两国争取殖民地的时候，结果是英国占了优势，而民俗学之于英国产生也不为无因。总之，Folklore是有用的一种学问。”[18] 西方的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把存在于未开化民族中的民俗事象，作为研究社会发展和人类思维的资料，毕竟在中国留学生和眼界开阔的知识分子们的面前展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于是在晚清受到一些中国学者的推崇，将他们的理论和方法搬进来，借以解释中国的民俗和神话，并遵循“经世致用”的思想，运用于中国政治生活和移风易俗的实践。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田野调查的方法，又毕竟与中国传统的“采风问俗”模式有所不同，由于中国的“采风问俗”，体现为一种从统治者或替统治者服务的士人出发的居高临下的搜集模式，目的是为了“观风俗，知得失”，改善和延长其统治，因此，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搜集研究模式引进后，很快便被实用主义的中国人将其与中国当时的政治斗争挂起勾来，如一一方面在社会上推行移风易俗以强国，一方面政治上利用神话以反满统治，等。 前“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民俗学，是在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的腥风血雨中萌生的，因此，它天然地显示出三个特点：一是强烈的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民族主义色彩；二是服务于治国化民、移风易俗的政治理想；三是在以神话学为先导的民俗学学术框架和与社会现实建立密切联系的思想指归。但前“五四”时期的民俗学，毕竟还处在初创时期，一方面吸收西方学术思想而又多未能消化，另一方面紧紧地从属于政治斗争，因而学科意识薄弱，学科建设有意无意地被忽略，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比较严整有序的学科体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转折，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转折。经过十年的探索之后，到“五四”运动爆发，中国的民俗学出现了新的思想。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的思想是反传统。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其锋芒所指，主要是反孔教、反儒家的思想体系，而不是把一向被儒家所贬抑的民间文化也一股脑儿打倒或消灭掉。这当然不是说儒家学说没有值得和应该肯定的东西。而是要反对和推倒儒家学说中那些越来越僵化的东西和使广大民众陷入愚昧的东西。推倒旧（封建）礼教中的那些束缚民众思想和蔑视人权的东西。废除八股文，提倡白话文。打倒圣贤文化，提倡民众文化。等等。把圣贤文化和民众文化对立起来，打倒前者，张扬后者，这是何等了不起的文化革命思想！中国的现代歌谣运动（民俗学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文化革命思想和背景下，在文化革命战士们的大声疾呼中，才登上了北京大学这样的“大雅之堂”的。试想，1918年，还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一年，刘半农就在沈尹默等北大教授们的共谋和支持下，把从“草民”“群氓”中搜集来的歌谣陆续选登在《北大日刊》上，使这本应是圣贤文化的舞台，成了无知识的民众的舞台，这需要多么大的气魄和信念呀！ 1922年12月17日周作人为《歌谣》所写的发刊词中说：“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中国古代有“察政教，观民风”的传统，把歌谣的文艺教化功能看得相当重要和突出。因此，尽管周作人把“学术的”目的列为第一位，“文艺的”目的放在第二位，这“学术的”目的也只是限于把歌谣当成“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资料”，并没有把本应属于民俗学的传统信仰、风俗习惯，更没有把物质民俗和社会制度等内容包括进来。在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史上，从北大歌谣征集处、到歌谣研究会、到《歌谣》停刊，甚至到顾颉刚他们南移中山大学，钟敬文办《民间文艺》，在这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民间文艺搜集研究，主要是以文化对抗和心灵教化为思想指归。这其间，虽然有张竞生等创立的风俗调查会的成立，有顾颉刚等的妙峰山进香庙会的信仰民俗调查，以民间文学（文艺）搜集研究为学科的特点或重点及其思想指归，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到30年代后期，钟敬文（从日本归来带来了日本民俗学的许多新理念和经验）、娄子匡在杭州的民俗活动；更晚些时候，杨成志、杨?分别在南北两地对外国民俗学理论的传播和实践；抗战时期在大西南，分别有吴泽霖等为代表的民族学派和闻一多、朱自清、光未然等为代表的文学学派的继续和发扬；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有以丁英（丁景唐）、薛汕、马凡陀等为代表的民歌社征集全国民歌和传说，在延安有以何其芳等为代表的鲁艺的陕北民歌的搜集活动，凡此等等，其指导思想陆续发生了分歧，分成了两路：一路仍然坚持文艺的（主要是以传说、歌谣等口承文学的搜集研究为主要对象，指导思想没有大的转变），这一路一直是主流；一路则改换为学术的（以搜集研究民俗为基本对象，其指导思想，放弃了为文艺发展和民众教化的目的，而借重和靠近西方的人类学研究）。从这种情况中，可以看出，中国民俗学的这些特点的形成，决非一人之力所能凑效，而是受到两方面力量的左右：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和谣俗理念的传统和惯性很难割断；另一方面，早期汤姆逊提出的“民俗”定义和英国民俗学会的章程，对初具开放意识的中国民俗学者们发生了巨大吸引力。 20世纪的后50年，以“文革”的结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文革”前，政治上“左”的思想路线和学术上的教条主义与庸俗社会学，给民俗学带来了毁灭性的灾害，民俗学成了资产阶级学术的对应词，被无端取消，民俗学只剩下了民间文艺的搜集和研究，民歌、民间故事等被冠以劳动人民口头创作，被纳入了“为政治服务”的文艺体制，发展到只有庸俗社会学和文艺“工具论”的阐释，才是被允许的。研究民众的民俗生活、特别是民间信仰等民间精神文化的任务和功能，从其他学科的角度（如社会学、民族学、思维学角度）阐释民间精神文化的任何研究，都彻底被否定和取消了。当时，虽然在政治和经济上“一边倒”，向苏联学习，也陆续介绍过一些苏联当时的民间文学和民族学论著，但人家的学术性高的著作，基本上没有介绍过来，从民族学角度研究民间文化的著作，我们的学者更无缘相见。这就是说，在民间文艺领域里，学苏联也只是皮毛而已。传统的民众思想教化，在推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的掩盖下，被推到了极致。中国现代民俗学，与社会学一样，经历了一个长达30年的愚昧期和荒漠期，导致专业人才和学术研究双断挡，与世界学术的发展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处于封闭状态。 在改革开放的近20年多来，中国民俗学进入了一个复兴和发展的时期，也是“百年民俗”这一漫长里程中最好的时期。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有论者认为，中国民俗学已进入了成熟期或成年期，其根据是在两个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一，近年出现的作为集录成果的风土志和民间文艺作品集成。其二，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学术研讨会上提供的论文和一些学者所撰写的关于民俗事象的研究著作。“大致上说，我们今天的理论成果，已经走近了它的成年期。”[19] 这种估计，如果是作为对学界的鼓励固然是很好的，但作为冷静的学术评价则显得过于乐观了。然而，我们看到，作为专业民间团体的中国民俗学会的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和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的主旨报告，也都一再重申了这个估计。[20] 对此，学界存在着不同的估计和声音。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民俗学在新时期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考古学、民族学的挑战面前，还存在着若干重大不足。宋兆麟先生的《中国民俗学向何处去？》文章说：近几十年来，我国有两个学科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对民俗学提出了挑战。一是考古学的重大发展。整个中国上古史将因这些重大发展而重写。它对民俗学的冲击不仅是资料问题，还有传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不少传统的观点需要修正。如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某些神话学观点就需重新加以审视。但不少民俗学研究者对考古新进展知之甚少，或敬而远之，未能充分加以利用。二是民族学资料的新发现。近年来不少民族学者深入民族地区调查，填补了过去的许多空白，加上理论上的活跃，出版了大量调查报告、学术专著和论文。民族学里有许多民俗资料，尤其是早期阶段的民俗资料。面对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挑战，民俗学存在着四个方面的不足，即：第一要开展交叉研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第二要扩大民俗学研究领域，调整民俗学研究方法，扩大研究范围，提倡开展立体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第三要重视田野调查工作，比较起考古学界来，民俗学界的田野工作显然开展不够。田野工作关系到抢救民俗文化、培养新一代学者，深入研究民俗文化的大问题，必须把田野工作提高到应有的高度，每一个民俗学者都应该有自己难忘的田野工作经历；第四要加强应用民俗研究。 另一种意见指出，中国民俗学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上海民俗学者仲富兰在其《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表述了这一看法。他认为，中国民俗学，一，理论准备不足，当时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的危机，使中国民俗学的先驱者们不可能像西方民俗学家们那样从容不迫地进行长期的理论准备工作。二，发端于文学而又未能跨出文学的视野，民间文艺的研究代替了民俗学的研究。这是中国民俗学难以在学术界形成它独立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建国后，中国民俗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冷落，同时又受苏联民俗学体系的影响，长期徘徊不前。四，从世界范围民俗学知识产生的背景来考察，中国传统的民俗学，无论在研究主体和客体诸层面上，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诚然，近20年来，我国民俗学的学科原理建设，特别是对一些民族和一些地区的民俗事象的调查与搜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由于历史的和文化的原因，我国的民俗学实际上仍然是在沿着两条相互有别、又相互交叉的轨道在发展。一条是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有学者称之为文本式的），一条是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和精神文化的调查与研究（有学者称之为民族志式的）。[23] 这个格局或传统，如上所说，是上世纪30—40年代形成的，现在还在延续着，而这种格局的形成，也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别。前者是指以文化部所属的艺术研究院和中国文联所属的专业协会组织实施的十套民间文艺集成：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中国音乐家协会组织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组织的《中国民间舞蹈集成》；戏剧研究所组织的《中国戏曲志》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曲艺研究所组织的《中国曲艺志》。这十套大书，是20世纪组织出版的最具规模的民间文化工程。据最新报道，至1999年5月统计，已出版的达142卷（预计全部300卷将于2004年出齐）。[24] 这些集成的材料，来自地方文化干部和专家在统一的指导思想规范下进行的田野调查，是20世纪一百年中实施并完成的一项宏大工程，实属难能可贵。后者是指民俗研究者的田野调查。与前者相比之下，虽然有很大进展，出现了如张振犁主持的中原神话的田野调查、姜彬主持的吴越文化与江南信仰民俗的大型研究课题，但仍显得既缺乏全面规划，也多少缺乏理论意义上的新发现。作为题外话，在民俗调查方面，不能忽略的是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系的王秋桂教授自1989年起历时十载围绕着实施“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课题在我国大陆地区所作的以傩戏仪式的田野调查，其调查报告分别出版了80册，也堪称是20世纪中国民间文化的最宏伟的田野调查工程之一。 至于中国现代民俗学未能脱尽以民间文艺研究为主要构成的学科格局问题，其成败得失，当然还可以讨论。近读报刊文章，对近20年来刚刚兴起便方兴未艾的文化人类学的批评中，有一种意见，就是对抛弃中国以神话和其他民间文艺研究为起点的文化研究格局的倾向，而迎奉和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和体系的批评。这种学术讨论，是否也可以作为民俗学界的一个参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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