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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勒俄特依》汉译本的文本定位与评价尺度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老一辈的学者在彝族史诗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和巨大贡献，正是我们这一代民俗学者应当继续承担起来的历史责任。而对当时所谓“大规模”的史诗“生产”过程及其产出的史诗文本，也应该做出理性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这样才能为中国的史诗学建设提供学术史的前鉴，为建立中国史诗学的理论体系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我们有必要立足于乡土社会的口耳相传──都市人群的现代阅读──学者的科学研究这三个基本环节，结合国外关于史诗文本类型的理论研究与评价尺度，来客观评述《勒俄特依》译本的文本属性及其价值，从中明确我们在史诗的学术研究中应该面对的文本是什么？又怎样在本土文化的语境中去理解文本背后的活形态的史诗演唱传统。如果说，我们还有对阅读人群的责任感的话，我们也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告诉读者这种史诗传统的文本真实和语境真实是什么？ 美国史诗研究专家约翰·麦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和去年辞世的芬兰民俗学家劳里·杭柯（Lauri Honko）教授等学者，相继对史诗文本类型的划分与界定作出了理论上的探索，他们认为：从史诗研究对象的文本来源上考察，一般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层面：一则是口头文本（oral text），二则是来源于口头传统的文本（oral-derived text）；三则是“以传统为导向的口头文本”（tradition-oriented text）。以上史诗文本的基本分类原则，从理论来源上讲，一则与洛德的“表演中的创作”（compostion in performance）及其相关学说有关39；二则都借鉴了鲍曼（Richard Bauman）的“表演理论”，即依据创作与传播中文本的特质和语境40，从创作、表演、接受三个方面重新界定了口头诗歌的文本类型：
因而，口头诗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也大体上可以基于这三种层面的文本进行解读和阐释。这样的划分，并不以书写等载体形式为界。那么，在此我们结合前文提及的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对彝族传统文学文本的分析，对以上三种史诗文本的分类观作一简单介绍： “口头文本”或“口传文本（oral text）”：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是指口头传承的民俗学事象，而非依凭书写（writing）。杭柯认为在民间文学范畴内，尤其像史诗这样的口头传承，主要来源于民间艺人和歌手，他们的脑子里有个“模式”可称为“大脑文本”（mental texts），当他们表演、讲述或演唱时，这些“大脑文本”便成为他们组构故事的基础。口头史诗大都可以在田野观察中依据口头诗歌的经验和事实得以确认，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的口头文本具有实证性的经验特征，即在活形态的口头表演过程中，经过了实地的观察、采集、记录、描述等严格的田野作业，直至其文本化的一个过程中得到确证。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就是南斯拉夫的活态史诗文本。口头文本既有保守性，又有流变性。因此，同一口头叙事在不同的表演语境中会产生不同的口头文本，因而导致异文现象的大量产生。阿细彝族创世史诗的原初形态“先基调”与广西彝族英雄史诗《铜鼓王》的原生形态“铜鼓歌”皆当划为口头史诗。 “源于口头的文本（oral-derived Text）”：又称“与口传有关的文本（oral-connected ∕ oral-related text）"。它们是指某一社区中那些跟口头传统有密切关联的书面文本，通过文字而被固定下来，而文本以外的语境要素则无从考察。但是，它们具有口头传统的来源，成为具备口头诗歌特征的既定文本，其文本属性的确定当然要经过具体的文本解析过程，如荷马史诗文本，其口头表演的程式化风格和审美特征被视为验证其渊源于口头传统的一个重要依据。彝文经籍史诗中的大量书写文本皆属于这种类型，比如“六祖史诗” 和英雄史诗《俄索折怒王》与《支嘎阿鲁王》。也就是说，这些史诗文本通过彝文典籍文献流存至今，而其口头表演的文化语境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大都已经消失，无从得到实地的观察与验证。但是，从文本分析来看，这些已经定型的古籍文献依然附着了彝族口头传统的基本属性。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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