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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可以扼要重述一下韦伯基本主题产生的过程，以便做出结论。只要对格雷马斯(Greimas)的矩形图式稍加扩展，我们就会看到韦伯的主题呈一系列的否定而累进、渐增;每一个否定在保留它固有的完整性的同时，还反映出处于不同主题层次的前一个否定的特性： 目的(ENDS)手段(MEANS) 非-手段(NOT-MEANS)非-目的(NOT-ENDS) (伦理ethics)(政治、实用政治、行动politics,Realpolitik,action) 非-行动(NOT-ACTION)非-伦理(NOT-ETHICS) (沉思、宗教contemplation,religion)(纯技术、理性化puretechnique,rationalization) 作为非-行动的理性化作为非-沉思的宗教 (RATIONALIZATIONASNOT-ACTION)(RELIGIONASNOT-CONTEMPLATION) (科学science)(职业感或内在使命Beruforinnermission) 这样一个自生的(self-generating)结构生动地表述了存在于韦伯生活以及作品中令他痛苦的裂痕——沉思与行动之间;意义与行为之间;对伦理、宗教的迷恋与政治、组织的理论和实践之间。但是我们决不能留这样的印象，以为可以从纯粹个人或临床方面去理解这些利益相关者。因为在研究的结论部分中，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这些“主题”存在的基本模式是社会的：实际上，我们把手段-目的的对分(dichotomy)与马克斯?韦伯双亲个性间的冲突联系在了一起。但是，这个冲突只是在个人存在的层面上，戏剧性地描述、反映和体现了一种根源于社会阶层本身范围内的张力。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父母双方可以看作各代表十九世纪中叶德国资产阶级两个迥然不同的派别，并各具特色：母亲在普鲁士官僚阶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熏染下成长，强调贡献和经过严肃地吸收同化而内在化的责任感;而父亲体现了前工业化时期重商主义的老传统，属于对从托马斯?曼(ThomasMann)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以来的文学了如指掌的那种类型。对于这两个阶级本身所处的位置来看，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资产阶级传统的融合问题就同现代德国的统一，与改革以期跻身世界工业强国相一致了。那么，就个人心理与私人生活的层面上来说，解决马克斯?韦伯问题的办法就标志着在社会历史层面上对可行方案的选择。 那个看起来是解决纯粹个人问题的办法对于德国历史的研究者来说，变得更加意义重大。可是我们意识到所使用的语义学的矩形图式，虽然经过了大幅度的扩展，还是不完整。因为我们还未生成最终的施动者(theultimateagents)以及韦伯思想中性格学的范畴(characterologicalcategories)——一类复合的(complex)、一类中性的(neutral)术语。图式的最后一行，一连串的否定中那对否定术语的最终组合，一边是“科学”的最终组合，一边是“职业感”或“内在使命”。两者必定在韦伯本人生活选择中，在他所雄辩地描述的“作为职业的科学”(scienceasavocation)中有所体现。那么我们已经能够体会到韦伯的“不带有任何评价色彩的完全客观性”，即“价值自由”(Wertfreiheit)中弥漫着深刻的歧义与张力。 但是这个中性术语本身，同韦伯式体系中存在的他种类型组合的可能性辩证地联系着，同作为目的和方法之综合的复合术语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如果这样的情形是可能的，那么两者之间固有的裂痕就会被超越和忽略。这种状态只可能在韦伯社会学唯一的一个环节上才能找到，也就是在那个有魅力的主人公露面的那一刻：怀旧情愫对于富有魅力的人来说，当然不仅仅是将那个理想的父亲投射到过去和未来;它还是，并且无疑最根本上来说就是在一个王国里——一个富有意义的行为再一次成为可能、手段和目的相一致而且从此以后并行不悖的领域——对一个解放了的自我的幻想，一个超越了存在于历史现在时(historicalpresent)所叙述的堕落的世界(thefallenworld)中的偶然性(contingencies)、完整的自我。然而，正如所有那些未曾提高到意识层面上来的、非直接的愿望满足(wish-fulfillments)一样，这样一个幻想伴随着极大的风险，其影响也决不会总是有利：德国自己今后的命运就会成为它的佐证。 但是对韦伯来说，那个富有魅力的主人公依旧是一个完美典型。关于现实——无论是有关他自己的生活还是历史现象——他使我们看到了“新教伦理”(TheProtestantEthic)尚存;那是一首致母性原则之力量、多少有点自相矛盾的挽歌;它内省的结构向外投射，直至最终与那不再令人眷恋的现代世界中索然寡味的官僚主义景观混为一体、无从分辨。 注释 1. 我发现下列的研究很有用：HerbetMarcnse,“IndustralizationandCapitalismintheWorkofMaxWeber,Negations(Boston，1968)pp.201-26;WolfgangJ.Mommsen，“UniverlgeschichtlichesundpolitichesDenkenbeiMaxWeber”,HistorischeZeitschrift，201，No.3(December1965，)pp.558-612;EugèneFleischmann，“DeWeberaNietzsche，Archiveseuropennesdesociologie,5(1964)，pp.3-74;HamsGerthandC.WrightMills,“Introduction”，FromMaxWeber(NewYork,1958),pp.3-74;ArthurMitzman,TheIronCage:AnHistoricalInterpretationofMaxWeber(NewYork,1970)。)， 2. 与韦伯比较：“对那些认为不以经济方法(或物质方法，不幸的是今天仍然这样称呼)解释的任何因果关系都不清楚的人，可以这样说，我认为经济发展对宗教观念的命运带来的影响的确十分重要，我将在后面试图说明在我们所指的情况下两者互相适应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TheProtestantEthicandtheSpiritofCapitalism,trans.TalcottParsons,NewYork,1958,pp.277,n.84);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历史中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我和马克思所论述的仅此而已。因此如果有人将它歪曲，说成经济因素是唯一的一个决定因素，那他就把这一论点变成了一个无意义的、抽象的、愚蠢的空话”(lettertoJosephBloch,Sept.21-22,1890,inMarxandEngels,BasicWritngsonPoliticsandPhilosophy,ed.L.Feuer,NewYork,1959,pp.397-398)。 3.H.StuartHughes,ConsciousnessandSociety(NewYork，1961),pp.298。 4.SigmundFreud,“MourningandMelancholia”(1917)，inGeneralPsychologicalTheory)(NewYork，1963)，p.65。 5.Ibid.，pp.165-66。 6.ThomasAquinas,SummaTheologica,pt.1,question63,article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