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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尽管有诺伯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及其过程社会学的痕迹，青仁之“个体的香会”不折不扣地给我们展示了有着主动性、自觉性和调适能力的香会的赛局图景。按照笔者的理解，所谓个体的香会，一方面是针对香会之间的关系而言。从历时性、共时性以及群体心性的层面，青仁强调着香会一直有的多样性、多元性与流变性。另一方面，个体的香会则是针对一个香会内部的参与者个体的主动性、自主性而言。对参加香会的个体而言，“良禽择木而栖”之古语有着新意。行动主体自我意识的增强加速了香会的裂变、整合与流转，最终导致当代北京香会呈现出叠合而多变的群像。 因此，作为关键词，书中的“个人主义”是无所谓好坏、善恶的。虽然经常在个人主义之前或之后加上“泛滥”二字，但青仁并不像不少社会学者那样，片面地将正在发生中的中国的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视为道德沦丧、村将不村抑或人将不人的洪水猛兽，也未将个人主义提升到塑造“新民”的高度，甚至视为改进社会的良药。全书对个人主义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的倚重，背后实则有着青仁对“弱者”“自由”的尊重和敬畏。 青仁出生于湖南乡下一个普通的农家。与80后的同龄人相较，从父辈生活到他自己依靠步履维艰的奋斗而进入城市，青仁有着典型的处处受窘、时时碰壁的弱者体验。时时感恩的青仁之于生存的危机感、紧张感、紧迫感甚至无奈和无力感，几乎贯穿于我俩认识近十年来的日常交流之中。这使得他在从事田野调查时，很难将自己放在一个制高点而鸟瞰合作者，反而更多的是惺惺相惜或心心相印的感同身受。这或者是勤敏的他田野调查较一般人进入快、少障碍的根本原因。 2013年博士毕业后，在工作的间歇，青仁立即投入西班牙语的学习，并数次前往墨西哥进行了为期近一年的田野调查，观察、研究那里持续被边缘化的印第安人的生存状况。无论是行文写作还是日常交流，他常常深情地称那些远在太平洋彼岸一直处于抗争状态的印第安人为“我的朋友”“我的兄弟”。这种真情在他近两年在国内刊发的一系列田野随笔中，频频再现。2016年3月，当他的重要合作者胡安（Juan）被害时，青仁很快写出了《我的印第安兄弟》一文，深切地表达了对这位带领自己同胞谋求最基本生存权利的杰出的异国兄弟的缅怀之情。 个体的感受和国际视野，使得哪怕是对个人主义的微词都显示出了青仁的真诚与善意。如果说书中提到了某个人的不足，那并非是青仁处心积虑地要揭这个人的“短”，而是超越这个特定的个体，以求说清一个整体性的社会事实。他知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事实上，“有过”的生活才是人生的常态与真相。也正因为这种敬畏、善意和平等的心态，从字里行间作为读者的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一个前文已经指明的事实：把儿头们都愿意掏心窝子与青仁交流，并不担心他说出来或者是写出来。 其实，本书所展示的不仅仅是北京香会纵横交错、剪不断理还乱的生态谱系，展示的不仅仅是妙峰山庙会的另一面，它同时也道出了因为快速都市化的都市生活的乡土性与滞涨感，并且道出了当下中国冠之以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诸多头衔的文化事象的共性：个体的自主意识、文化自觉意识和自我抉择意识越来越强；可能有这样那样、或明或暗的不足，在使“我”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同时，“小我”成为“大我”的欲求也使中国的基层社会充满了活力，蕴藏着无尽的希望和多种可能。 长江后浪推前浪。在大胆的批评与质疑中，青仁以自己的真诚、真心和真性向顾颉刚等前辈学者表达了他崇高的敬意！在青仁笔下，香会不再仅仅是一个纯粹以敬拜“老娘娘”为核心的社会组织，也不仅仅是与妙峰山庙会抱团取暖、交相辉映，香会更是个体的，是有着感应、呼吸与应变力的生命体。在以质疑的方式向学界前辈致敬的同时，他也为生活世界中卑微的个体谱写了一曲发自肺腑的赞歌，没有隔岸观火式的哀其不幸，也没有高高在上的怒其不争。青仁隐秘地告诉人们，香会、妙峰山不是飞来峰，也不在他之外，而是在他并不伟岸的身躯之内。而之于他自己，青仁同样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这使得在他的字里行间，研究者、把儿头、香会参与者、香会和妙峰山之间存在着多向度的交互主体性。原本多数人作为客体和对象书写的行动主体、香会与妙峰山也就丰富、饱满、鲜活起来，变得灵动、曼妙，风姿绰约。 或者，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京西圣山妙峰山的光，无论明亮抑或昏暗，也无论恒久还是短暂。 （本文刊于《民族艺术》2017年第1期。注释从略，引用请以刊物原文为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