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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俗 / 民间艺术的审美经验 在笔者看来，对于民俗的艺术性或者说艺术民俗/民俗艺术的研究应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民俗学/经验实证阶段。在此阶段，研究者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民俗学考察，即在对研究对象比较全面了解的基础上，确认其民俗性，并着重了解创作的过程和语境，而后进行民俗学的分析和阐释。在民俗学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有意识地将研究对象的艺术性从其他功能属性中独立和抽离。其次是艺术学/审美阶段。当研究者将研究对象的艺术性与其他属性区分之后，需要进行艺术学的探讨。艺术学的考察主要是进行艺术鉴赏和艺术批评，并最终发展出基于研究对象，并高于研究对象本身的有较大适用性的艺术学理论和方法论。约翰·克拉克（John R. Clarke）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他利用民俗学的视角和艺术学的理论对古罗马时期普通人生活中的艺术作品进行了细致地考察，其研究所秉承的宗旨“：语境就是一切”（Context is everything），即将“语境”看作分析、理解和阐释的关键。在克拉克看来，只有将艺术作品置于其原有的语境中进行研究，才能真正理解艺术作品本身，以及被研究群体（即主体）的品味、信仰、态度、需求或者说其所沉浸其中的整个文化。最后是一个理想化的阶段。此阶段的目标，即在于建立属于艺术民俗学/民俗艺术学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范式。此一阶段目标的实现，建基于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实践。当然，此处所谓的民俗学阶段和艺术学阶段是比较粗略的划分，二者并不能完全分离，而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 就目前研究而言，民俗学者关于第一阶段的研究已著述颇丰，但鲜有对于民俗艺术性的探究。如何研究民俗的艺术性？季著中的讨论是具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与陈勤建在《文艺民俗学导论》中的讨论相类，季中扬旨在将民间艺术纳入文艺美学的研究范畴，通过原本用于讨论精英艺术的思辨性理论来审视全然不同的审美对象。季中扬对于民间艺术审美经验的考察，并非来自于直接照搬和套用文艺美学的理论，而是将后者作为基础性的理论资源，目的在于为前者的研究开拓思路，并寻求创建新的理论视角的可能性。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季中扬在其书“导论”的最后指出了民间艺术审美经验的独特性：“民间艺术的审美经验是一种多感官联动的、融入性的、认同性的审美经验，不同于现代美学体系所要求的，以视觉经验为中心的、分离式的、求异性的审美经验；在人类审美经验史上，保持静观态度的审美赏鉴只是特定文化群体的一种审美方式与审美趣味，这种分离式的审美经验并不具有普适性；民间艺术作为群体共享的审美意识的表征，与表现艺术家个人审美意识的美的艺术是不同类型的艺术形态，因此，美学研究应该像对待美的艺术一样，将民间艺术视作一个整体对其进行系统研究，而且如同研究美的艺术一样， 对民间艺术进行系统地美学研究应该以审美经验作为出发点，作为中心。”从引文中可见，季中扬关于民间艺术审美经验的洞见，特别是其提出的整体式审美经验、融入式审美经验和认同性审美经验，均来自于其对于民俗事象民俗性的思考。这些思考无疑将刺激民间艺术研究者以及艺术理论学者关注作为整体的民俗事象的二重性。从民俗学立场上看，这些洞见将促发更多的民俗学者深入研究民俗事象的艺术性及与之相连的特殊本质。同时，作为民俗学经验与文艺美学理论交叉互渗的重要成果，季著将会使得民俗学者重新思考民俗学肇始之时的重要传统之一—文学传统，对于当前民俗学的意义和作用。当文本依存于语境与演述过程的预设成为业界公论及学术讨论前提之时，关于文本的理论是否还能闪烁曾经耀眼的光辉呢？季中扬的思考给予了肯定的答案。 当然，笔者以为季著中仍有值得进一步讨论和深化之处，如审美主体的问题。在书中的第三章前半部分，季中扬对民间艺术创作主体的审美经验进行了一定探讨，后半部分的论述主要就审视作品的方式展开，但其对于民间艺术使用者和观赏者主体性的问题却没有展开讨论，文字中也较少涉及民俗学者作为社区外部批评主体的经验存在。如若将参与民间艺术意义生产的各主体进行全面考量，或可构建一个以民间艺术事象为中心媒介，联结创作主体、使用者、观赏者以及民俗学者等各方联动、众声喧哗的“民间艺术场”。对于“民间艺术场”的把握，将深化学界有关民间艺术不同于精英艺术的独特经验和审美价值的认识。 长期以来，民俗学界虽认识到民俗事象所兼具民俗性与艺术性的特质，但对于其二重性的研究多停留在对于民俗性的探讨，鲜有关注研究对象的艺术本质及其审美存在规律。在笔者看来，关于艺术民俗/民俗艺术的研究，应基于民俗事象本身所具有的二重性，通过民俗学阶段和艺术学阶段的考察，建构符合研究对象自身特质的理论体系。季中扬《民间艺术的审美经验研究》对于民间艺术独特本质的探究，是民俗学者突破原有学科疆界，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拓展本学科视域的有益尝试。 本文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