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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套集成”始末 侯：为抢救民间文学遗产，1984年，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协联合发起中国民间文学普查和《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编纂工作，对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口头文学进行了拉网式的普查，获得了巨量的第一手口头文学资料。您怎么评价这个工程? 刘：编辑多卷本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一项普查、搜集、整理、保存和发扬我国各民族、各地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流传在民众口头上的民间文学的一项宏伟的计划。这项工作的动议，最初是在1981年民研会常务理事扩大会上提出来的，得到了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肯定和支持。而真正成为一项国家文化工程，则是在我于1983年9月被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和党的领导小组组长，主持研究会的全面工作之后的事情。由于一些具体问题，初期进展比较缓慢。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向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征求合作意向时，由于民间文学专业的归属问题等原因，双方一时间没能达成共识。直到1984年5月28日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三家正式签发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普查、编纂工作才得以陆续在全国铺开。 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全部普查、编纂、出版工作中，我只是前半段(1983—1990)的参与者和主持人之一，1991年2月，我调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同时也就告别了三套集成工作。 2009年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和其他七部文艺集成志书都完成了，10月13日召开了“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全部出版座谈会”，我在发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作为当年主持民研会工作和制定集成文件的负责人，我有责任说出一些历史真相，除了那些载入扉页的名字外，不要忘了还有几位老前辈的功劳。他们是(1)当年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临时领导小组组长、小说家延泽民，是在1983年4月17日他所主持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会议上，对酝酿已久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计划作出了正式决定;(2)文化部原副部长丁峤，是他为我们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官方文件(即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808号文件)签了字，然后由文化部民族文化司这条线颁布下达，才使启动“集成”普查和编纂工作成为可能，才有今天的这样辉煌成果。古训有言:吃水不忘掘井人呀!他们都是三套集成的掘井者!(3)我们尊敬的周巍峙部长。由于民研会主席周扬于1983年卧病住院，必须设立常务副总主编主持其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书记处组建之始，提议并经法定程序通过，由周巍峙和钟敬文两位任常务副总主编。其顺序如是。周巍峙同志兼任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的第一副常务总主编，一是避免了民间文学领导圈子里的意见纷争，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二是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比较顺利地纳入由文化部和艺术科学规划办牵头的十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的行列，而这是其他人谁也无法替代的。” 侯：您能给我们具体谈谈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吗? 刘：作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当时我是《文艺报》的编辑部主任，在民研会是兼职)，我应邀参加了1983年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西山举行的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并受领导小组的委托在会上作总结发言，对编纂工作作了部署。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周扬为三套集成总主编，钟敬文、贾芝、马学良担任各部集成的主编。但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签署文件的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文化部没有分管民间文学的部门，我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书记处的同志们想方设法，多方斡旋，最终得到文化部主管民族文化的部领导丁峤的支持，由文化部少数民族文化司出面，促成了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发文，使三套集成成为由文艺团体发起主办、两个政府主管部委全力支持的重要国家文化工程。 1983年7月，在我的主持下，在山东召开了第一次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全国工作会议，研究决定了三套集成工作机构和工作步骤等问题，培训了第一批干部。1984年3月20日，云南省召开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会议，为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在全国铺开，拉开了序幕。1984年9月，在云南再次召开工作座谈会，讨论了普查、采录、翻译工作的原则等问题。1984年11月，又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民间文学工作者在新时期的任务》中，再次就三套集成的文化性质等问题作了阐述，并将编纂三套集成工作列为全面开创民间文学事业新局面的第一项重点工作。 这一阶段三套集成的工作进展和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中宣部的肯定。中宣部于1985年11月下达《转发民研会〈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第二次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请各地党委宣传部、文化厅、文联关心、支持并督促各地民间文艺研究会分会做好三套集成的编辑出版工作。自此，三套集成工作走上正轨，在全国各省区市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全国各省区市民间文学普查。在这次普查中，全国共采录到民间故事137.5万余篇，歌谣192万余首，谚语348.5万余条，记录下了20世纪末“活”在全国各民族民众口头上的民间文学的口述文本。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是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三个主办单位之一，是实际工作单位，文化部、国家民委只是主办单位，但不负责实际工作的执行。而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这样巨大的文化工程，只靠钟敬文、贾芝、马学良三位聘任的故事卷、歌谣卷、谚语卷的兼职主编以及各位副主编的业余工作，是无法完成的，我们就适时地建立起了实体的工作班子——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总编委会办公室，赋予总编办协助主编和编委会实际执行普查、编纂、出版、培训、协调和指导各地等各项工作。1986年1月3日，在北京召开了有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研会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总编委会办公室在主办单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领导下，代表文化部、国家民委负责处理集成日常工作。在集成的发动、组织、学术和其他各方面准备工作上，总编委会及其办公室发挥了很大作用，具体的编纂工作由主编负责。 1986年5月20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第三次工作会议，会上决定成立由中直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人员组成的全国编辑委员会;确定三套集成副总主编名单;宣布并通过三套集成各卷副主编名单;讨论了三套集成编纂细则，责成总集成办公室根据讨论意见对编辑细则进行修改定稿;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周巍峙代表领导小组宣布，接纳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与其他七部艺术集成志书并列为“十套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并向国家申报列入国家五年计划的文艺重点科研项目。 总集成编委会办公室第一任主任马萧萧，第二任主任贺嘉，第三任主任刘晓路。地方上的三套集成办公室也相继成立起来，使集成工作走上轨道，顺利开展并完成。 在普查、采录基础上积累起来的三套集成资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百年不遇的大事。我对这些资料的汇集出版和保存工作格外珍视，提出应当有计划、有系统地出一些资料本。在我的倡导下，三套集成总编委会决定，在原定的主要编纂“省卷本”的基础上，增加编辑县资料本，并在各地县卷本编纂过程中进行督促和给予具体指导。正是这个举措，有了数千种县卷本，尽管最终并没能完成全国所有的县(区)都编印出各自资料本的任务，但是这个成果已经足以让世人惊叹，成为中华文化史、甚至世界文化史上卷帙最为浩瀚的民间文学的文字记录。 访后跋语 我到中国民协后，通过工作上的关系认识了刘锡诚先生，至今已经六年。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刘先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了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我多次去刘锡诚先生家拜访，多次打电话沟通，信函往来也很多，对先生的学识、睿智十分钦佩。先生虽年逾古稀，但博闻强记，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作为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的专家，他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帮助，提出了许多指导意见。此外，我为了组织出版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召开《亚鲁王》新闻发布会和研讨会，出版《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全记录》，又多次向先生请教，他都是尽力相助，有时还帮我查找资料，提供相关信息。当他知道我在工作之余，还在进行学术研究并写了两篇关于麒麟传说和客家山歌的文章后，非常高兴，几次给我打电话、发邮件，提供客家文化研究大家罗香林的文章供我参考。刘先生不仅热心提携后学，自己更是笔耕不辍，在民间文艺领域硕果累累。在没有学术团队为后援的情况下，他以一己之力，撰写了110万字的皇皇巨著《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为我国民间文学学科提供了一部基础性的著作，不仅填补了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著作的空白，也为民间文学乃至整个民俗学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先生的精神和毅力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