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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借此来表明他和尼采、海德格尔之间的构成的关系。这个关系就在于，海德格尔依然在形而上学之内，很可能海德格尔本人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而尼采并不是形而上学家，也不是最后一个。这就要把尼采理解为一个更具有未来的面向的思想家，而对尼采能真正加以理解的和承继的只有德里达了。因此，德里达也不是像“德法论争”的策划者所设想的一样，与伽达默尔一道乃是海德格尔的传人。德里达这篇文章既确认了尼采背离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并且也认定只有他才与尼采一道面向不可约束的未来。 作为海德格尔的传人，伽达默尔被认为最深入阐发了海德格尔的阐释学思想。他关于“文本阐释”观念，可以说也是西方现代哲学的一项集大成。那篇《文本与阐释》无疑最全面概括了他的思想。伽达默尔坚持认为，阐释往往就是对文本的批判性恢复。文本纯粹是中间产品，是理解事件中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本身固然也包含着某种抽象，也就是包含着对这个阶段的隔离和固定。这就是说，文本并非某个被给予的对象，而是某个理解事件实行中的一个阶段。伽达默尔理解的文本必须是可读的，这就与德里达的可写性文本针锋相对。文学文本显然是最典型的文本，文学文本不可能自然消失，而是要求以规范的要求面对一切理解，摆在所有让文本重新说话的理解面前。伽达默尔说道：“文学文本始终只在向它自身的回归过程中才真正地在那里存在。但这意味着，文学文本是原始的和根本的意义上的文本，惟在向自身回归过程才真正‘在那里’的话语，可以说是从自身出发实现文本的真正意义：它们说话。”[27] 很显然，伽达默尔的文本概念是有其基本规范的始源性的存在，阐释尽管不可能完全复原或呈现这个文本，但阐释只是一个事件，可以批判性或创造性地建构起文本，阐释行为与文本之间是构成一种积极的肯定性的意义。因而文本是可确立的，可读的。如果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德里达关于《签名的阐释（尼采/海德格尔）》的论文，就针对伽达默尔而提出完全不同的文本与阐释的观念。德里达的文本是可写性的，签名是一个不可能的事件，那被归在尼采之名下的读物（文本）是否真的就是尼采的思想，显然是值得怀疑的，那是海德格尔的思想，那是海德格尔阐释的形而上学家尼采，而尼采的思想是不可统一的，也没有整体性。德里达在这里只是提出尼采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是否所有的文本都是不可签名，不可规范约束的？德里达没有这样明说，按其观点，不只是面对尼采的文本，而同时要把尼采的那种不可统一的，非整体性的思想拓展到所有的领域，那是粉碎形而上学原则的冲动，是回到生命本身的一种欲望表达。那其实就是德里达早在1966年，那篇具有宣言性质的论文《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中所说的那种阐释：不再转向源头，它肯定游戏并试图超越人与人文主义、超越那个叫做人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在整个形而上学或存有神学的历史中梦想着圆满在场，梦想着令人安心的基础，梦想着游戏的源头和终极。德里达要追随尼采的就在于那种偶然性和意外，那种对世界的游戏、生成的纯真的快乐肯定，是对某种无误、无真理、无源头、向某种积极解释提供自身的符号世界的肯定。“这种肯定也将自己交付给印迹的那种遗传不确定性，即其播散（sminale）的历险”。[28] 在把文本看成可写性的语言自我游戏无限开放的领域这一点上，德里达几十年没有变化，而这也是他从解构结构主义、现象学以及存在主义以来一直坚持不懈的观点。因为文本本身不可规范，没有界限，阐释之自由也具有无限性，这就是延异和无限未来面向的阐释。这就是后现代意义上的阐释，因此德里达与伽达默尔的对话存在巨大的错位，伽达默尔还是执着于现代性的阐释，最终还是追求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场的确实性，而德里达把一切交付给文本的可能性，那个阐释的主体或被阐释的主体业已经死亡，只有文本生生不息给予其延异的踪迹。 在我们为后现代归结主要的文化特征时，几乎全部可以在德里达那里找到哲学根据。但在时间关系上，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率先提出了后来成为后现代理论和文化特征的那些要点。例如，反中心主义、拆除深度、去除目的论和终极性、强调差异（延异）和多元论、身份（性别）政治、强调他者的伦理，解构宗教性，无限的赠予……等等，所有这些命题几乎都是德里达在讨论前贤思想时给予强调或坚定确认的主题。它们作为后现代的理论话语，阐释了后现代时代的文化现象，同时也是后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德里达在对这些主题进行强调或阐述时，它总是从尼采那里获得最初的根据，而与海德格尔的思想进行论辩。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是在回到尼采的途中而遭遇海德格尔。不能说德里达纠正了海德格尔，把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思想转化为后现代思想，海德格尔本身的复杂性也不容许我们作这样的判断。更大可能在于，德里达在与海德格尔的对话中，看清了海德格尔最初一步和最后一步的谬误，海德格尔的不彻底。如果回到前面哈贝马斯的观点，那就是，海德格尔还是想在西方内部更新西方，还想回到西方思想的源头（例如古希腊）去重建西方的思想与文化。但德里达还是选择尼采，并且他真正理解了尼采——他不是西方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而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创者；或者如他在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写下的《人的终结》中所说的那样，那个疯人烧掉他的文本，大笑转身离去，不再返回他的住所。尼采呼唤对存在的积极遗忘；不会有海德格尔归咎于他的形而上学的最后形式。[29]德里达在把尼采从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中拯救出来时，他同时也在怂恿自己离开海德格尔走向更远处。那个德里达的尼采也许一开始就是德里达自己，那是尼采的德里达，那就是后现代的开端了。 确实，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后现代思想就比现代思想更高级或更接近真理，我们要表达的始终是，也仅仅是当代思想变迁的脉络，当代思想最深刻的转折发生的那些关节点。当然，思想的力量不只是在于阐释已经发生的历史，而且更重要的在于预言历史。尽管再也没有什么比预言未来（哪怕是即将到来）的现实更为困难和冒险的事，同样，预言未来或面向未来的思想被注定了是要遭致最大的非议、甚至诅咒。当我们的时代变得越来越具有风险性时，对危险的预言仿佛是不祥的乌鸦嘴，他越是具有可能性，越是为人们所恐惧，也就越是遭致人们的忌恨。不用说德里达就是这样的人。德里达当然不是预言家，不是当代思想的星相师。他的所作所为都显得有些怪诞不经，他的思想言说始终引人入胜又令人困惑不安。直到今天，我们发现我们生活的现实和文化处境犹如他所言说，我们才理解他的言说如此确凿无疑。这不是说他的预言应验了，而是他早就在预演当代思想与文化的现实。他一直在以身作则并以身试法，直到他的言说成为当代普遍的现实时，他笔锋一转，告诫世人，我们要如何重视人间的正义，如何宽恕和如何赠予，如何以友爱面对他者之伦理，如何面向未来期待弥赛亚之降临。在这一意义上，德里达既是后现代思想家，又是一个反后现代的思想家，在他的身上，如此深刻的“后现代”与“反－后现代”被相互制衡，它们之间虽然没有德里达生厌的对称关系，但只有在尼采式的超越西方历史的意义上才能得到理解。既预言和预演这样的时代到来，又探究穿越此一时间隧道的主题。如此理解德里达后期思想，仿佛德里达的思想中也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断裂带，或者至少也发生了深刻的转折一般。这一点确实是我们下一步要加以认真探讨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