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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德桥(Glen Dudbridge)，拥有这样一个名字的英国人必定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确实，他是名闻遐迩的汉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剑桥及牛津两所世界顶尖大学的汉学讲座教授、中国古代小说及民间宗教和神话的研究专家。笔者2015年在牛津大学中国中心访学期间，有幸结识杜德桥教授。他儒雅清癯，满头银发却精神矍铄，操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笔者曾与杜德桥教授进行过多次交谈，他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版本、分类、评点的见解，可以说是宏论叠出，其睿智的谈吐、犀利的目光、渊博的知识、惊人的记忆力令人敬佩诚服。 选择“中国小说戏剧”为专攻方向 施晔：杜德桥教授，您是如何与汉学结缘的? 杜德桥：我与汉学结缘有很大的偶然性。早在中学阶段，我就偏爱语文，热衷于法语、德语、拉丁语的学习，博览群书，杂学旁收，对文学的兴趣日益浓厚。中学毕业后，我如愿考上剑桥大学，并按英国《义务兵役法》的规定，在入学前服了两年兵役。当时正值冷战时期，为培养专门语言人才，空军预备役部队开设俄语、汉语、波兰语等课程，我选报了俄语班并很快熟练掌握了这门语言。兵役结束回剑桥开始学业后，我发现自己对德文、法文的兴趣大不如前，因而对日后的专业选择颇感迷惘。有一天，我在剑桥偶遇昔日在部队一起服役、进修俄语的同学艾博雅(Leonard Appleyard)，得悉他决定选读汉语，便突然也萌生了学习汉语的念头。也许你觉得我当时作此决定有些仓促，但我其实有两个心理动机：一则因为有过学习俄语的经验，知道在西欧之外还有很大的世界，何不走得更远些呢?二则因为汉语是种非常难学的语言，而自己正是乐于挑战困难之人。 施：您的选择使您架起了通往神秘中国的桥梁，当时剑桥的中国学研究状况如何?您师从哪位导师? 杜：当时，剑桥大学东方系汉语专业由著名唐史专家、汉语言学家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1922—2013)主持，开设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课程。每个学生至三年级时必须在“唐代历史”及“中国小说戏剧”中选一专题作毕业论文，我就选择“中国小说戏剧”为自己的专攻方向，从此一头扎进了浩如烟海的明清小说及元杂剧中。但令人失望的是，至大学毕业，我仍然不能说流利的中文，更不用说以中文写作，因此决定进入剑桥东方学研究所深造。专治中国小说及戏剧史的学者张心沧(H. C. Chang，1923—2004)成为我的指导老师，经过与张先生的商讨，我决定以“《西游记》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在通读《西游记》的基础上，我便开始追索其故事来源，五四时期，胡适、郑振铎等人对该书人物形象的考源及版本研究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及启发，从此，我便开始了汉学研究的征程。 遇到研究生涯中受益终生的人和事 施：在您漫长的汉学研究之旅中，有没有一些令您受益终生的人或事呢? 杜：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比较幸运的人，有两件幸事奠定了我的研究生涯。一是我遇见了几位好导师，尤其是学识渊博的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1920—2002)、儒雅睿智的张心沧、慧眼识英才的杜希德(Denis C. Twitchett，1925—2006)。尽管龙彼得并非我导师，却给予我诸多版本学研究及论文写作方面的指导，并告诉我有关《西游记》《李娃传》等古典文学作品的重要版本信息;张心沧教导我读书之要旨是为养成君子品性的人生哲学;担任我博士论文答辩老师的杜希德独具慧眼，将我的毕业论文《〈西游记〉：对十六世纪百回本的源流考辨》收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正式出版。二是就读于香港新亚研究所，并遇见了我的妻子罗凤阳(Sylvia)。 当年剑桥东方学研究所的学生皆以亲历东方文化为荣，我当然也热切盼望梦想中的中国之行，我选择了杜希德推荐的香港新亚研究所为目的地。1963年，我终于来到中国，尽管当时要适应香港的气候、生活环境相当困难，但异域文明的新鲜感及中国人的热情好客让我兴奋不已、感恩不尽。在香港学习期间，我有幸遇见钱穆等著名学者，耳提面命，获益良多。研究所所长钱穆先生尤其关注我对《西游记》版本的研究，当时我将研究成果作了一个演讲，钱先生的评价是“论述相当清晰，颇具思辩性”。后来，他将我的《〈西游记〉祖本考的再商榷》一文发表于《新亚学报》第六卷，这是我版本学研究的首个重要成果。更幸运的是，我会弹钢琴，因而与当时尚是本科三年级学生的罗凤阳结下“琴缘”，我们以琴相识，并成眷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