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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意味的是，埃利亚斯在其欧洲版《文明的进程》中，对身体裸露这一世相也有特别的关注。他特别转引了一则时人的观察:“有多少回我看到脱得光光的、只剩下一块遮羞布的父亲带着赤身裸体的妻子和孩子穿过小巷去浴室……有多少回我看到十岁、十二岁、十四岁、十六岁和十八岁的姑娘光着身子，只系着一小块布……从他们的家里穿过长长的巷子去澡堂……”(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175页)显然，这一类世相表明，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身体裸露的拘束不多，因裸露而产生的羞耻感保持在很低的水准上。然而，这种无拘无束的感觉在十六世纪，尤其是此后的三个世纪逐渐消失了。埃利亚斯在此揭示了“文明”的具体进程:身体裸露的现象在上流社会首先消失，其他阶层则通过效仿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最终将自己的身体遮蔽起来。与身体的“裸露”相比，“遮蔽”成为社会主流，随后成为“文明”自身。 由此看来，明治日本在文明化进程中大量模仿欧洲的衣冠行止，可以说完全忠实地再现了欧洲“文明”的进程和实质。区别之处在于，在欧洲长达数个世纪完成的生活样式的转换，在近代的世界体系中被明确赋予了作为价值的“文明”含义，而近代日本则在至多半个世纪内，以迅疾的方式完成了这一过程。问题亦由此而出现--在生活样式的急剧转变中，人们遵从于社会压力的同时，也体验着从既定秩序与意义体系失落的空虚感。对这一复杂过程，埃利亚斯对此议论道:“很难判断是不是由于‘文明’与‘自然’的截然对立而导致了‘文明人’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导致了西方国家文明新阶段中所出现的情感失调的特殊情况……无论是在‘未开化’的社会还是在文明社会里，到处都有由社会所造成的禁忌与约束以及它们的心理基础，即由社会所造成的恐惧、喜悦、厌恶、难堪与兴奋。”(171页)埃利亚斯在此揭示的问题是:从社会-个体关系的角度来看，文明进程仅仅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变迁，而不具有不证自明的价值。  进一步说，作为大词的“文明”被赋予的意义越多，由此而来的压力就越大。这种压力一方面上是一种心理起动力，可以促使人们奋起努力，参与世界的“文明”进程;但在另外一方面，它可能破坏人们既存的心灵秩序，让人们被迫生活在一种不安与焦躁的社会氛围当中。这种“文明”的话语效果与“文明开化”的结果，体现在近代日本的起起落落当中。因此，柳田在《世相篇》中引导人们去面对并思考: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于埃利亚斯基于文献的文明史描绘，作为近代日本社会巨变的亲历者，柳田的问题意识有着更深一层的维度。 思考文明进程:作为方法的乡愁 对一本书如何阅读与判断，归根结蒂是读者个体的事。在重读本书过程中，除了一些此前未曾留意的细节外，我更注意到了本书作为时代舞台的浑厚底色。这个舞台不是作者最初就否定的、描写“英雄心胸”的传统历史叙述的背景，而是表面上给人以岁月悠长静好、实际上却是在声色光影的急剧变化中普通人的人生自身。或者说，“世相”就是普通芸芸众生日常生活的舞台。历史叙述在这里发生了倒置:人们熟悉的帝王将相的生平与事功、战争与和平等历史叙述的主题，仅仅作为说明日常生活自身变迁的因素而存在。 在十年前撰写的课堂读书报告的开篇处，我曾写道:“单从《世相篇》全体的章节目录来看，本书是对明治大正时代日本社会生活全景式的描绘。不过，如果详细阅读本书，我们就会发现，将本书仅仅视为明治大正时代普通人的生活状态的记录，显得非常不充分……本书事实上描绘的是近代日本的社会变迁。但更重要的是，源于柳田独特的民俗学视角和方法，这本著作在探讨社会变迁上形成了独特的价值。”现在看来，道理诚然如此;但“独特的价值”究竟为何物，因彼时阅历与见识的不足，当时的报告并没有恰切地揭示。 今年暑假期间的一次还乡经历，使我一再注意到《世相篇》中的通奏低音:故乡及故乡丧失体验。那是一次计划了数年的旅行。时隔三十年，我再次踏上了位于吉林省梅河口市义民乡的老家土地。经历了一番询问之后，我终于努力辨认出了儿时记忆中道路山川、左邻右舍以及最重要的“老窝儿”(旧宅的位置)。整个过程充满了惊讶和迷惑:村落除了最大的格局和地标外，微观的地貌与记忆已相去过远。眼前凋敝的景象尤其显得突兀:究竟是自己的记忆错觉，还是曾经就是如此?当然，硬化的水泥路面和不时在乡路上驶过的汽车，还是将一种现代感赋予了村落。驻足期间，莫名的失落感油然而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