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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在的状况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确立了改革开放路线，从这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我国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各项工作蒸蒸日上，科学的春天也从此到来，道教的研究也被提到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得到了重视和支持，取得了蓬勃的大发展，我国的道教研究从此便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有人把它称为“全面铺开”时期，我认为这是一个开拓创新的飞跃发展时期，和过去的阶段相比，已经有了一个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了国家专门的道教研究机构。1979年和1980年，经过政府批准，相继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立了道教研究室，在四川大学建立了以道教研究为主的宗教学研究所。以后在其他有些单位（如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也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这种研究机构的建立，便出现了一批以道教研究为专职的研究人员，使道教研究工作从此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改变了过去仅仅是由于学者个人自发地、分散地进行研究的状况。 第二，道教研究的课题正式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当中，从“六五”规划开始，每年都有增列，这些课题均由国家拨出资金予以保证，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事。例如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所承担的《中国道教史》四卷本，就是从“六五”到“八五”国家规划的重点课题，已经出版。目前，我们正承担“九五”到“十五”国家重点课题《中国道教思想史》的研究。 第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以及其他一些宗教学研究机构，都先后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成为有权授予宗教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单位，都先后招收了以道教研究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一大批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年轻的道教研究人才正在茁壮成长，成为道教研究的生力军，其中有些人已在道教研究工作中崭露头角，成为重要的骨干研究力量。 第四，在全国各地的许多高等院校、党校、科研单位和其他工作部门，涌现了一大批积极从事于道教研究的学者。他们结合自己的专业和工作，从各自熟悉的方面对道教的许多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种兼职类型的研究人员的数量，比以道教研究为专职的研究人员的数量更多。把二者加在一起，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初步形成了宗教研究工作中的一个方面军。 第五，中国道教协会先后于1989年成立了道教文化研究所、1990年创办了中国道教学院，大力加强道教内部的人才培养和研究工作的开展。一些地方道协也展开了对本地道教的研究工作。道教界和学术界相互结合，相互尊重，相互切磋，对于道教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会有很大的好处。在地方上，全国许多地方，还建了一些关于道教理论研究会之类的群众性的学术组织，如湖北省道教学术研究会、泉州市市区道教文化研究会、中国鹿邑老子学会，四川省老庄学会，等等。 第六，积极召开了道教研究的各种学术研讨会，交流了学术成果，活跃了学术气氛。通过这样的学术讨论会，沟通了学术界与道教界的相互关系，增进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使两股力量互益互补，共同为弘扬道教文化而努力。除了内地召开的研讨会外，还多次举办两岸三地或海峡两岸的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和国际性的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随着道教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有关道教学术研讨会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道教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表明了道教研究作为宗教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已经取得了它应有的位置。同时也说明了道教发源在中国，道教研究也在中国这样一个事实。 第七，创办了关于道教研究的各种学术刊物。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办的《世界宗教研究》杂志，差不多每期都刊登有道教研究的文章以外，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于1982年创办了以刊登道教研究文章为主的《宗教学研究》杂志，先在内部交流，出了6期，从1985年的第7期起，改为公开发行，现已成为全国核心期刊。厦门大学与台湾中华大学文化基金会联合创办了《道韵》，每年出版1—2期。另外，中国道协办有《中国道教》，上海市道协办有《上海道教》，陕西省道协办有《三秦道教》，福建省道协办有《福建道教》，河北道协办有《河北道教》，香港道教学院办有《道家文化研究》和《弘道》杂志，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道教研究室丁煌和台南市道教会合作办有《道教学探索》杂志，龚群继续主办了《道教文化》月刊。这些刊物的创办，也反映出道教研究工作的蓬勃发展。 第八，出版了大批学术专著、论文集、工具书和通俗读物等书籍，估计约有250种左右，发表的学术论文当在1000篇以上。这些著作和论文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不少著作和论文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这些研究成果当中，不仅有老一辈的学者以及一些已故学者如陈垣、蒙文通、王明、陈国符等人的新著和遗著，而且更大批的是中青年学者的著作。数量之大，为前两个阶段所无法比拟。从时间来说，过去的历史阶段大约是80年，现在大约是20年。可是从成果来说，现在这20年则是过去80年的10倍至20倍。不仅在数量上不能比，就是在质量上也没法比。这也是中国道教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的重要标志。 以上八个方面的事实，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进入了开拓创新的新时代，我国道教研究工作也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道教学术研究之活跃，研究内容之广泛，研究成果之丰硕，都是以往任何时候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情况，已经为国内外学术界同仁所瞩目。现在，我国道教文化研究的学者，经常应邀去国外参加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国外的许多学者也经常到中国来进修学习和参加我们召开的学术会议，我国的道教文化研究工作，在国际上已经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的道教文化研究工作，现在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开展道教文化研究是一项极为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需要探讨的方面很多，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重，还需要全国更多的学者来共同耕耘，特别要寄望于年轻一代学者的勤勉不息，方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