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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诸多研究者指出，符号学是罗兰·巴特使用的工具，而使用这一工具的目的则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阐发与补充，用一门“科学”来赋予它新的生命力。这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美国哲学家提吉拉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指出，“过去二十年的美学转向了艺术，转向了人的独创，(恰如哲学那样)转向了人类境况。”[9]创作于这一时期的《神话》也不例外，罗兰·巴特关注的并非符号本身，而是符号如何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发生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与影响。 面对大众文化，巴特做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本，以符号学为用的理论解读的努力。罗兰·巴特已然先一步站在了左派思想家的立场上，因而在阐释符号时，本身就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要将符号从资本主义手中夺回，以“符号学”这一看似中立的科学来把符号收为己用。罗兰·巴特认为，“自索绪尔以来，有时甚至独立于索绪尔，当代探索的整整一部分不停地回到意旨问题上。”[10]他自己也是在意旨的空间内，对索绪尔的理论进行着阐发与超越。 其实在索绪尔的理论框架内，所指与能指均在语言学的范畴中被提出。“能指指音响形象，所指是概念，两者的结合是符号。很显然，这里的符号没有任何现实的关联物，它主要是一种心理现象，一种心理实体，它与实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当我们用一个符号去指称一个物时，具有任意性。”[11]而罗兰·巴特面对大众文化的兴起，感受到了现实生活中能指与所指的泛滥，把索绪尔的理论从语言学引申入文化研究学，扩大了符号的统领场域。符号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这一符号有着为现有阶级秩序所征用的迹象，罗兰·巴特就要对其提出批评，通过对符号进行符号学的解析，剖析出罗兰·巴特眼中的背后所指，以批判往往富含政治含义的所指，来达到将马克思主义重显于大众眼前的意图。“在《神话》里，巴尔特试图使这种语言记号的符号概念政治化。这种使一种思想意义好像‘自然而然’地依附于一种日常事物的程序，巴尔特称为‘神话虚构’。……巴尔特解释说，神话虚构程序是一种手段，依靠它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使本来为历史、文化所决定的意义呈现出‘自然而然’的面目。”[12] 那么罗兰·巴特所做的解神话工作，就是要剥离去“自然而然”的面目，从而呈现它原本的政治面目。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的后半部分，罗兰·巴特详细解释了他构建的理论体系，符号是一个概念(所指)和一个意象(能指)相连的整体，通过能指呈现所指。而神话可理解为符号的进一步延展，是一种去政治化、被过度正当化的言谈，神话偏爱贫乏、不完整的意象，便于它以确认的事实消耗对象，使得其被剥夺历史，变成姿势。社会是神话意指作用的特权领域，中产阶级成为不要被命名的社会阶级，在它身上有着前命名现象，可毫无限制地自我命名。这样的匿名特性，将强势文化减退为创作性核心，将特殊的、历史性的东西经过自然化，转变为不朽的、宇宙性的东西，并无限度地扩张。消费的中产阶级文化成为匿名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时间失去了它们曾被制成的记忆，掏空本身的历史，用自然填充。 巴特在呈现神话原本的政治面目时，体现出对左翼的强烈偏爱。所谓神话，其实就是政治神话，区分为左翼神话和右翼神话，当革命宣称为左翼时，是在接受面具，隐藏名字，即为神话。而当“革命宣称为革命”(而非左翼)时，便废除了神话。左翼神话如斯大林神话，是僵硬的、贫瘠的、笨拙的。它难以触及日常生活，触及人类关系的广大领域。其实在罗兰·巴特的表述中，左翼在本质上还是不能称为神话，它是革命的代言人，哪怕它以“左翼”的名目出现，似乎具有神话的特征，但它也无法以自然而然的面目为人所接受。因为革命是净化感情作用的行为，透露了世界的政治负载，制造了世界。而右翼神话：是神话的实质，营养充足，掌握了一切事物，是制造者，就是神话，体现了压迫者的掠夺与对意义的转变。它运用了思想接种、历史的匮乏、同一化、套套论、无关紧要、品质的量化、事实陈述这样的种种手段，来掏空事件本身的历史，用自然填充，使世界难以动弹。先进行反原理，然后制造假原理。而神话学家对其进行揭露，应切断现实关系，摧毁过去而不见希望之乡。换言之，在罗兰·巴特的观念内，左翼神话其实不能成为神话，因为左翼就是革命的另一指称，革命绝对不会具有欺骗性，它是制造世界的本真。神话实质就是右翼神话，导致世界停滞不前。而对于神话学家揭露神话后，社会能否摆脱神话(右翼)的统治，罗兰·巴特却是持悲观态度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