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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罗兰·巴特运用符号学有明确目的，他要体现小中产阶级文化中，那些自然而然，明显之至的事物下有着复杂意义运作过程支撑。但这一意义运作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罗兰·巴特事先预设的。他在认为神话进行了反原理和制造假原理之时，就认为其原先存在着真原理。而这一被覆盖的“真原理”，在罗兰·巴特的笔下便是历史性、阶级性、民族性，所谓历史性只能以阶级性和民族性来呈现，所谓民族性只能以民族间存在的不平等阶级地位来呈现，阶级是一切的一切。因此，阶级就成为罗兰·巴特符号学背后的所指，在这一体现过程的同时，罗兰·巴特将这支撑的“复杂意义运作过程”掏空，并进行了新的意义(阶级)的注入。同样在序中，罗兰·巴特道，“它们主题或许十分暧昧不明，然而我还是由自己当时的兴趣主导。”[13]因为“由兴趣主导”，不可避免地，罗兰·巴特在指出以符号的形式传播大众文化所具有的盲目性与武断性之时，在他指出这种传播几乎以律令的方式产生了神经质的流行之时，他却亲手为我们直接颁布了一套律令。他的“解神话”的行为本身，便暗含了盲目性与武断性，直接在文本中揭露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灌注，就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其他解读的可能。一旦将这套认知方式接受下来，可能也就直接将阶级默认为自然而忽视了其背后其他的历史性存在的可能，也就又需要进行一番新的解神话。一旦认同这样的解码方式，《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以匿名的方式将阶级的压迫与被压迫固定了下来，成为一种被过度正当化的言谈。由于目的的高度明确，所谓“解神话”也如他所言，制造了新的神话，背离了他所运用的这门“科学”拒绝过度正当化的要求。 罗兰·巴特认为，统治阶级(尤其是资本主义)对于不朽的、宇宙性的、轻盈的、纯洁的、日常的即是永恒的……进行着永无休止的，令人难以感知的渗透，从而稳固自己永远凌驾于其他阶级之上的位置，他对其表现出了极端的抗拒，并斥之为掏空历史性，并将其自然化，使世界难以动弹。这其中就暗含了一种认知，“一切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对阶级的过度强调，使得罗兰·巴特的“解神话”构建出的新“神话”同样缺少了“厚度的滞留”，它在使我们与现有神话背后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后，也令人无法把阶级意识形态当作天经地义的事物接受下来。马克思的原话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在人类“社会”存在以前，历史性并不能以阶级来体现。但罗兰·巴特要求，风景(自然景观)也不可用所谓的异国情调来掏空历史，《蓝色指南》彰显的是中产阶级对山峦的促销。在这种情况下，同样要时刻牢记殖民、阶级、历史意义……它们所占据的主体地位，除了这些，其余的什么自然风光，异国情调，皆不足道，皆是用于掩盖历史的障眼法。但如果仅仅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解读一切事物，同样是意识形态的垄断，同样进行了意义的掏空与植入。山峦作为自然景观，先于殖民、阶级、历史意义而存在，它与“自然化”不同，它的本质便是“自然”，是无生命的物体。在罗兰·巴特的定义中，“神话是一种去政治化的言谈”，但政治化是否先于万物而存在?罗兰·巴特同样也给出神话这样的定义:“神话已加工，预定了告知，注入了意义。把意义转化为形式，是一种语言掠夺。”那么在这一定义上，为不具有政治性的东西赋予政治意义，同样是人类对它进行神话炮制的过程，要求它的实质必须指向阶级意义，更是一种进行政治化的明显行为。罗兰·巴特的强烈所指已然凌驾于能指之上，难免为人所抗拒。 进入现代社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从体察与确认转向征服与哀悼，在罗兰·巴特笔下，对自然的态度又从征服与哀悼转为抗拒与排斥。自然不再作为孕育人类的母体而存在，而成为侵蚀历史，拖滞历史前进脚步的事物而存在。在罗兰·巴特的理论谱系中，是革命制造了世界，这一需要时刻警惕停滞，保持不断变动的世界中，已然没有了自然的地位。对阶级性的过度强调，造成了“阶级”这一观念对意识形态的垄断，世上万物背后的其他观念诸如美学失去话语权，尤其是自然的意义已然完全被掏空，其主体作为先于人类的阶级而存在的物体已然失语，对它的解读必须诉诸阶级。 此外，显而易见地，在这本书里，作者认为布尔乔亚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但在《婚姻大事》一文中，作者又说小布尔乔亚阶级处于神话的帝国主义阶段，是神话的窥伺者与评判者，潜意识地塑造作者的意识形态向其靠拢。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究竟统治意识形态的是谁?占据主体地位的，是神话的制造者，还是它的窥伺者与评判者?马龙作为一个明星，小布尔乔亚阶级却是马龙这一布尔乔亚阶级的统治者，当马龙向他们的意识形态靠拢，进行所谓的“返璞归真”时，才能得到如此赞赏。小布尔乔亚阶级对神话的接受意愿，是一整个神话运作流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点。神话的制造，必须与广袤社会发生关联，必须迎合评判者的喜好，必须让评判者接纳它的“自然化”，否则这一神话就会失去重新植入的意义的影响力，也便不再成其为神话了。布尔乔亚阶级必须不断地制造神话来让自己显得有吸引力，日复一日地进行渗透，来让小布尔乔亚阶级梦想靠近并跻身于布尔乔亚阶级。制造者为神话的被接受费尽心思，而由评判者评判并决定接纳与否，在这样的情况下，似乎也很难说是谁来进行统治，占据了主体地位。 注释 [1][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欣展校，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3页。 [2]同[1]，第34页。 [3]同[1]，第34页。 [4][法]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蔷、许绮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初版序》第2页。 [5]同[4]，第49页。 [6]同[4]，第116页。 [7]同[4]，第61页。 [8]同[1]，第38页。 [9]转引自李普曼：《当代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 [10][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92页。 [11]仰海峰：《巴特与大众文化的神话学解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5期。 [12][英]戴维·莱恩：《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艾晓明、尹鸿、康林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23页。 [13]同[4]，《初版序》第2页。 文章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16年第8期“重读”栏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