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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体、性别与国家 从性别视角出发看，身份是被国家、工作、劳动力市场建构着的。有研究指出，社会性别等级制度和父权制规范并非以强制方式发挥作用，而是通过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对身体的性别塑造成就高下之分的身体，并最终复制社会性别等级制度。[37]对职业健康的研究显示出性别意义，因为女性的身体对其履行性别角色所赋予的责任比男性有更重要的意义，这是金钱所无法补偿的。两性间的职业隔离可以看到雇主对女工的偏好，女孩的年龄优势和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她们更因此忍受单调的长时间工作。[38]（P38- 100） 以计划生育的国家政策为例，有关身体、生殖健康等一系列话题在性别视角下重新被讨论。以生育健康看，它不仅是妇女的健康，还能看出性别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人的健康的作用。[39]妇女是在为国家承担着计划生育的重任。有研究认为，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取决于其日常的个人卫生保健习惯以及充分利用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能力。从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妇幼保健服务供给看，现行制度无法有效管理农村贫困地区母婴健康风险。[40] 当在艾滋病干预研究中加入了性别视角时就会看到，在地区、城乡、社会群体及两性之间制度与结构性不平等之中的权力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人权和社会公正问题。农村女性的边缘化、女性身体的商品化、保健瘫痪对农村妇女健康的影响等，这些男女不平等的政治特性要求对艾滋病挑战做出超越保健部门的以社会公正为原则的政治回应。[41] （四）个体能动性：关注女性的经验 当关注女性经验时，社会学概念可以被重构，如女性的职业发展可被重新定义为人们获取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能力的增长。在这一认识框架下，女性无论是从事正规还是非正规劳动都获得了自我发展空间。[42]国家的经济政策会给妇女和家庭带来直接和间接压力；个人和家庭对经济政策的回应也会反作用于经济政策。[43]（P4- 39） 1.两条并存的路径：异化与抗争 对中国妇女来说，社会主义男女平等的解放之路一直给女性带来复杂的影响，既有国家、市场和家庭对女性异化的一面，也有女性获得激励、发展的一面。自1949 年以来中国女工的工作史就是这样的写照。[44] 在市场经济中，白领在工作场所的工作压力既造成两性性别意识的压抑，又能够使女性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接受独立奋斗的观念，摒弃女性意识。这种看似“去性别化”的工作状态，既是资本主义工作过程对女性的异化，也是女性在异化中获得独立的过程。[45] 打工妹们的反抗也有同样的特点，不能将其斗争简化为政治化的“阶级斗争”，因为深陷三重压迫中的打工妹们是以其自身的阶级经验来抗争。打工妹们作为主体还要努力抵抗国家与市场力量的侵蚀。这种个体经验要求她们实现自我定位。从这个实现开始，一个人决定以集体的或者个体的方式采取行动，是主体权利的掌控。她们的社会抗争既是打工者对制度和资本的反抗，也是女性对父权制文化的挑战。[22]有也学者指出，中国女工正在以一个阶层的面貌出现。[46] 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的就业状况也有类似的特点。一方面，市场转型中，女性被迫进入到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中。[47]对保姆的研究发现，转型社会中等级制与社会主义民主平等思想这两种传统并存，一是等级制的传统，体现为“主人-家奴式”关系，是典型的阶级关系的体现。同时，也有“新社会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传统印记，保姆服务需求正日益市民化。[48]（P25- 47） 2.女性经验的拓展 一项对50 位乡村女性管理者的研究，将女性个人的经历放到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背景中，发现这些女性“顶破”土层的方式有：通过传统的“做积极分子”的方式和通过“亲属关系相助”的方式，但也有更多的新的路径，如“以能力胜出”、“新的家族路线”、“掌握机缘”，等等，而“出人头地”和因性别不平等的切身体验构成的“争气”成为其成功的动力源。这表明，中国农村改革虽然没有彻底改变公共领域/ 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和在价值观念上的等级序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男女两性在这两个领域的分布，妇女对农村公共生活的影响力在加大。[49] 对女性进入网络和网络进入女性这一双重过程的研究表明，网络特有的虚拟功能，满足了女性摆脱性别身份的负面体验的需求，并为女性提供了自行建设心理家园的可能。网络作为社会情境为人们提供了性别建构的心理空间。个体的自主性被网络这一特性激发出来，个体的需要被重新性别化了，对网络的评价也重新性别化了。网络屏蔽掉的性别被捡拾起来，由女性自己进行再建构。这一反性别刻板印象、性别社会态度的建构，使这些女性离不开自己的网站，网站成为这些女性与社会性别之间的保护带。[50]（P149- 181）对女性自主性的研究还有许多待开发的领域。 总之，30 年来女性/ 性别社会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它象一座宝库，仔细阅读会有惊喜的和令人启发的发现，虽然有些是事实的描述，那也是在挑战传统的叙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