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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分强调的“陷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恰恰是第一个问题，或者说“陷阱”。为什么会是一个“陷阱”呢？因为当我们刚刚发现一个新的方法，一种新的视角，我们会有豁然开朗、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个时候很容易因此而特别强调它，乃至过分强调它。比如说有一些feminist的性别研究学者，包括男性的和女性的学者，这个时候就容易觉得阶级的分析完全是胡扯，因为阶级分析基本上是男性至上的，或者说是没有性别维度的。族群分析可能要好一点，因为它和那个性别的视角前后被引入，多多少少是对男权话语的一种挑战。族群的挑战来自亚非拉，也就是前殖民地国家，而性别的挑战则来自历史上的另一半“弱者”。它们都是对原来占支配地位的男性话语的挑战，因此，族群话语多多少少还好一点。在很大程度上，用性别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的时候，走得比较远一点就觉得阶级分析基本是胡扯。因为传统的阶级理论确实存在我说的“硬”，只看制度，只看所谓社会关系，不看人，不看人的活动，更不看情绪。特别是当我们把它庸俗化的时候，就容易成为一个所谓“科学”的机械论，有些对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是批评它是机械决定论，或者叫机械的经济决定论。 但为什么说过分强调性别主义的方法会是一个“陷阱”呢？一直到1980年代，性别研究特别是其中的男女平等视角的研究，还是一个新兴的话语和弱势的话语时，弱者为了张扬自己的正当性故意把话说得很猛，甚至很极端。我们那会儿比较年轻，接触这个话语就容易以为仅此一家，别无分店，或者说只有这个才是对的。比如说阶级的分析，关于阶级分析有那么多叙述，从马克思的叙述到韦伯的叙述、再到张三李四的叙述，都变得不重要了，只去看性别主义的分析。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陷阱”，现在又过了20年，其实应该看到阶级、族群、性别几个维度都是需要的，都是重要的。 二、社会运动背景下的性别平等 第二个“陷阱”要从西方性别主义的兴起说起。性别主义它有一个社会背景，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智力活动/知识生产的产物，不是由一些聪明天才凭空制造的，不是从所谓的学术脉络里自动产生的。它是社会运动特别是妇女运动的兴起导致的，这实际上是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后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有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个最大的运动其实是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万隆会议后叫做不结盟运动，或者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运动。这些社会运动使得全世界恨不得在1960年代有点风起云涌了，包括我说的那个族群视角，就是黑人的民权运动和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产物。这些运动慢慢影响到了大学的校园，影响到了学生和学者，影响到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方法。有一些如今很著名的学者在那时候还是学生，是学校里的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有的就是在亚非拉第一线参与到反帝反殖的运动里去的。等他们后来进到大学成为教授，他们就把当年的那些活动理论化，抽象出如族群、性别这样的理论和方法。 所以，二战结束以后，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根源是由于第三世界或者前殖民地国家走向反殖和独立，而由于反殖和独立，一些黑人来到白人的世界，一来就会发现有很大的种族反差。这个时候的种族主义和二战前包括二战期间希特勒的那个种族主义还不一样。第一，它涉及的面非常宽，整个亚非拉都卷进来了；第二，它不是炮制的或者杜撰的所谓“亚利安人”，而是几千年就存在的不同族群，是和他们从政治—经济—社会中寻求独立、翻身解放有关，是涉及面更大的一场社会运动。 与这个社会运动相伴随的，甚至还比它早，一战以后，欧洲的白人妇女就开始陆续获得了选举权，她们就进入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领域，以前当然也有个别的淑女成为女作家、女艺术家，那经常是贵族的，确实是很有钱和很有地位的人。但是一战以后，比如说在欧洲，主要是西欧，妇女开始获得了选举权，她们已经开始卷入到社会的变革当中。二战以后，一方面是民族解放运动，一方面是欧洲社会的女性越来越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有了政治权利。这就是女性平等或者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也是性别研究作为一种视角或维度被引入社会科学的社会根源。但这个妇女运动呢，也有一个所谓“陷阱”，就是这里面其实有两场妇女运动，一个就是白人妇女怎么样争取到和白人男性一样的社会政治权利的运动，这个运动没有那么急风暴雨，它通过改良一步一步地扩大，逐渐由一个个国家走向整个欧洲和美国，它确实和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甚至包括医疗健康条件的改善有关。女性参与政治的限制，除了男性的偏见和古希腊以来男权的话语影响之外，它确实也和当时的卫生健康条件、保健营养条件（孕产妇和婴幼儿的死亡率的下降）等等有关系。以前包括贵族在内的大多数女性都不工作，连职业也没有，参政就更别提了，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社会文化健康教育条件的改善，参政就有了可能。所以西方的妇女运动更多的是一个改良运动，它有点水到渠成的味道。1930年代到1950年代，女性就慢慢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有了自己应有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当然还有一个负面的原因，但是也在客观上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就是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这使得原来的一个男人工作就能养活家庭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个男人工作他养活不了整个家庭，就迫使很多女性，包括白人女性也去工作，有些带着孩子甚至背着孩子去上班，那么客观上你参加工作了，其实你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就有所改善。 所以我说1960年代的妇女运动是第一场妇女解放过程，西方社会内部的白人妇女一步一步获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还有另外一场妇女运动，是与第三世界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帝反殖运动相联系的，这其中有些是急风暴雨式的，有些是以革命的形式，比如说中国的革命，还有很多非洲、亚洲国家是通过反贫困的方式。开始时是大量妇女死亡，由于疾病的原因，由于暴力的原因，或者什么别的原因。到了19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而兴起。（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权运动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马丁·路德·金，以他为代表或象征的美国黑人改变了一百多年来被奴役、被歧视、被忽略的地位，之前黑人没有地位到了上街坐公共汽车你都不能和白人在一个汽车，后来所谓改良就是开始车里分前后，黑人从后边上坐后边去。）亚非拉的这个妇女解放比较而言是更加急风暴雨般的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是第三世界开展的反帝反殖运动的一部分，所以它是第二场妇女解放运动，或者说是和白人的那个妇女解放不完全一样又前后相随、彼此影响的一个过程。它不只是说时间上和地域上，而是性质上，它和阶级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一样，也是一个解放的过程。而且这个解放确实像我们中国走的道路是比较快和比较激烈的，我们有女红军，红色娘子军，她们真是到了战争的第一线。在印度，包括在非洲很多地方，它也是通过那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群众运动、反抗运动来逐渐改善妇女地位，虽然直到现在第三世界或者发展中国家妇女解放运动还远远没有完成，虽然现在社会运动变得好像不如当年那么风起云涌。 而1960年代其实还有一个运动，基本上没有形成一个新的视角，就是越战导致的反战运动。这个反战运动，更多的是和学生运动联系在一块，是从校园里和年轻的学生开始的，主要是在美国，当然在欧洲也很激烈。那时候美国还要义务征兵，读完大学不是去就业，而是去越南打仗，所以一开始还不是说应该不应该打越南，是不是正义，而是不想去打仗、不想去当炮灰，因为越南战争和后来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很不一样，越南战争的死伤很大。这个反战运动其实是白人大学生（和他们的白人家长）为了抵制服兵役开始的，但是这样一个学生运动后来很快就成为整个社会的反越战运动，甚而通过媒体把越战的很多真实情况揭露出来。对于揭露越南战争的残酷和不正义，媒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有人说那是第一次美国的媒体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多记者在前线及时地把第一手的资料，用图片和文字的形式立刻反馈回来，反映在报纸上，反映在电视上，然后人们看到血淋淋的、一个村一个村地被轰炸，地毯式的轰炸，然后孩子们、妇女们一片一片地死亡，这使得整个战争失去了合法性。这个虽然没有像性别和种族那样变成一个看问题的视角，但是反战的学生运动，加上我说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妇女运动，都是当时主要的社会运动，也是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 用性别平等主义来研究社会性别，它不只是一种智力推演，如从牛顿到爱因斯坦，而是社会的运动或实践，它是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的反映，甚至有混乱的场景。当时美国也好，不只是纽约，包括芝加哥，包括中部的很多城市，也包括欧洲的大城市，都发生了类似“打砸抢”的现象，比如说，也是烧汽车，也是砸玻璃，也是游行，也是向市政府和议会扔从烂鸡蛋到西红柿甚至到砖头，很多的当地政府也是出动军队，出动警察，甚至开枪。而且这个兴起也不只是在发达国家，包括大量的第三世界，包括我说的那个民族解放运动，一开始他们要民族解放其实也是针对他们当地的政府，你们这个殖民地的政府究竟是个卖国的政府还是个独立的政府。要是没有那么一个轰轰烈烈的，而且是几场运动交集、交叉同时发生的话，它不会积淀下来成为一个学术方法。当然我说的那个学生运动、反战运动没有积淀成一种很独特的方法，但是至少对于形成包括性别平等主义在内的新视角是有作用的。这几场运动同时展开，而且是在各国各大洲展开。我们自己那个时候搞了“文革”，当然事后看也好，当时感觉也好，文革对我们自己来说是灾难、是浩劫，但是它对西方，对第三世界，是那个社会运动中的一部分，甚至也是鼓舞他们、振奋他们的东西。像我们第一代的推动中美关系的那些人有些破冰而来，有些冒险而来，有些冒着失去回美国的护照的危险，最早的一批在基辛格、尼克松访华以前就来了，也有些就是随着基辛格他们来的。他们很多就是1960年代参与反战的人，参与学生运动、妇女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人。 我觉得做学术研究，一旦形成一种理论和一种方法，就只看这个理论有多精巧、多完整，然后把它作为分析的模型，使它在统计学上怎么更精确，但是对它的来源和背景却容易忽略。其实阶级的这个维度能够进入社会科学，成为社会科学最主要的范式，也是和18~19世纪，就是资本主义初期、工业社会初期的原始积累、贫富悬殊分不开的。就像狄更斯描写的《雾都孤儿》或者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要是当时没有那样的贫富悬殊，就不会产生一个重要或者最重要的观察社会的理论和方法，直到现在它仍然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后来人再去研究性别平等主义时应该注意的。今天性别平等主义在美国的大学里，在欧洲的讲堂上可能变得很精巧、很优雅，包括很著名的斯皮瓦克，她是位印度裔的学者，现在美国教书，她也是个很有名的性别平等主义的文化研究者。她讲话很优雅、很得体，很有教养，很有风度，甚至永远都不会提高噪门的。但实际上她和一批印度裔学者的学术背景是和印度1950~1960年代，从尼赫鲁领导的不结盟运动，乃至早期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到给印度带来的民族解放有关系的。当然印度非暴力也有很强的动力，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裂，这当然和英国也有关系。然后一直持续了多少年的印巴冲突，以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冲突，也包括印度和斯里兰卡、尼泊尔的矛盾和不断冲突。印度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查特吉，专门研究底层社会，现在也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他研究印度的“贱民”，或者我们说的下等人。印度有个很庞大的贱民阶层，翻译成英语叫underclass等，不是那个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他们不只是穷，而是“下贱”，就是没有社会地位。他们这类研究其实就和印度的独立、解放，1950年代的不结盟运动有关。那个时候的“第三世界”（后来才被叫做“发展中国家”），最有影响的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周总理和尼赫鲁提出来的。而印度的甘地其实他就是有色人种，在英国牛津受过正规的教育，是印度的贵族，然后他到南非去工作，他买了一等舱，南非当时是英国人统治的殖民地。上火车就不让他上去，就因为你是有颜色的人，你没有资格坐一等舱。而他在1930年代的时候其实也是很英国化了、绅士化了，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说着标准的英语。后来他回到印度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完全的贫民，就是一块很朴素的布披在身上，赤着脚，而且一辈子不结婚，他就是身体力行的要推动一种哲学信仰和运动，来促使印度改变被殖民和被奴役的状况。 今天性别平等主义或女性主义进入课堂以后，1980年代以后到今天，我们再去看西方女性主义的叙述，有些是很文静的、很优雅的、很温情的，但是其实1960年代的时候是非常激情的、非常批判性的，甚至是非常极端的，是和社会运动是连着的。这是第二个特别重要的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