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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化时代的趋同性也提出了文化多元性的问题。这就迫使我们回答：古代文化经典是否可以，以及如何充当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的精神资源？2004年的读经讨论使得文化保守主义浮出水面，但也暴露出当代中国知识界将对于经典的文化正当性偷换为政治正当性，而后者很难具备完整的文化自我认同的作用。我们所考虑的经典，应该不仅仅是政治经典，而且应该包含所有的文化经典。这些经典作为传布古代生活形式的一种载体，是现代性的他者，是特殊的民族身份，但也具有普世价值。而将其普世价值发掘出来，又必然是一种根据经典文本内在结构规则的新的发明。这一意义上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必然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相互斗争、相互对话的博弈过程之中。 一 2004年，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种被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浮出水面”的文化现象。这一年出现了这样几件比较醒目的事情：一批文化名流在北京签布了一个《甲申文化宣言》，呼吁保护传统文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的编者蒋庆与盛洪、康晓光在贵州龙场王阳明悟道处讲谈儒学；曲阜官方公祭孔子；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原道》创办十年纪念活动；但最具标志性的事情可能还是由旅美华人学者薛涌对蒋庆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提出的尖锐批评，以及由此引起的从纸质媒体到网络论坛的广泛讨论。 很可怪的是，对读经问题关注最多的，并不是享誉学术界的研究古代经典的饱学之士——平心而论，蒋庆与盛洪、康晓光这样的学人，似乎还不能算是获得普遍公认的中国第一流古典学者，反倒是一些我们原以为脑子里已经全盘西化的那些自由主义者。事实上无论是具有原教旨儒学倾向的蒋庆这样的文化保守人士，还是王怡、秋风、刘海波这样一些年轻的自由主义者，对经典的争论都基于一个好像是不言而喻的共识，即政治正当性。正如蒋庆的一本著作《政治儒学》的书名所暗示的那样，从一开始，读经问题就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十足意义上的文化传统问题。因此，可以理解的是，“经”变成了将文学、历史甚至哲学等各种文化经典淘汰出局的政治经典；而在政治经典中，又是将诸子百家淘汰出局的正统儒家经典；不消说得，在儒家经典中，被赋予诵读意义的，仍然是其政治价值。很明显，在莫衷一是的争鸣中，是否该读经，如今已经不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焦点问题了，因为使文化激进主义——以鲁迅为代表的坚决反对读古书的那种思想潮流——成为可能的语境条件已经消失，今天，即使抱有最消极看法的薛涌也并未主张完全废止读经；现在，以何种方式读经才变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如何读经，这当然是一个教育实践层次的技术操作问题，比如是该立足于背诵或者立足于批判性理解的基础上读经；但更难处理也更重要的是，这还关涉到一个价值论问题，即我们该如何对读经予以符合当代语境的文化利用，如何使之获得政治效能的最大化。举例来说，蒋庆们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复兴儒学的文化传统来抵抗西方在中国的文化殖民统治，王怡们关心的是在颓败的儒学废墟中打捞出适应于现代政治设计之用的思想轴承，并重新组装到理想宪政的设备中去，从而使这些游离出语境之外的零落的观念的原配件转铁成金，成为民主社会的结构要素，成为现代政治体制的钢筋水泥。 对文化现象作出泛政治化的过度解读，这一倾向可能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侧面。当表现男欢女爱的民歌被阐释成反映君臣之间微妙关系的政治隐喻时，当诗三百被尊奉为政治文化经典时，诗之为诗的自主性就很难获得生存的空间了。必须承认，在古典时代，尽管我们不能说文化已经被政治完全劫持，但确实，我们几乎不能设想脱离了政治缰绳的具有一定厚度和深度的任何形式的文化存在。我们的文化首先是一种政治文化，这在世界范围内可能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在前现代社会，社会总体的结构与功能还没有分化，韦伯说的理性化的祛魅过程还没有展开，所有资源的分配权，从政治、军事、经济，到文化艺术，显然都集中在一个位居金字塔尖的精英家族或集团（例如皇室，贵族阶层等）中，种种权力（例如文化权力，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教育权力等）都集中表现为政治权力，或通过政治权力来获得其适当的存在方式。在这种情形下，对古代的文化实践予以政治性的阐释是可以理解的。 但问题是，即便中国古典文化可以首先从政治维度来予以认识，它也不可以化约为政治文化。任何文化实践无非是一种生活形式的外在表现，在古典时代，政治生活可能在极大程度上统摄、制约并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不言而喻的是，生活世界的纷繁复杂，不可能被单一而狭隘的政治逻辑所完全覆盖。当文化保守主义被阐释为政治文化保守主义、当文化经典被理解为政治经典的时候，我们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特别是无法被化约为政治逻辑的那一部分，也就不得不接受被阉割的命运，而吊诡的是，从政治视角来看待问题，这种思维捷径或短路，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典型表现。支持或者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到头来变成了基于某种既定政治立场的表态，这显然会缩小此一论域的范围，同时也限制了其展开的可能深度。论证古代经典对当代的政治秩序的建构有何意义，这可能在学术上是一个真问题，但是并不能构成论述经典全部价值可能性的学理基础或逻辑出发点。对古代中国人来说，文化经典可能意味着全部的精神世界，古代经典的界限也就是人们思想视域的界限。但是在已经经历了现代性裂变的当代社会，古代经典的功能也应该随之出现分化。仍然将古代经典视为一切论述所由之出发的元叙事，例如蒋庆这样的原始儒学主义者，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都会遭遇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古代经典要在当代语境条件下被重新激活，可能要采取另一种路径。我们这里考虑的是，在一个现代性赢家通吃、全球化势不可挡的社会里，也就是民族文化同一性稳步流失的时候，古代文化经典对我们呈现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性，这就是它是否，以及如何帮助我们建构我们的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这种认同，远远大于政治认同，它涉及到我们的价值观，它与我们的观物方式、审美情趣、道德立场、情感态度、生活习性、终极寄托乃至集体无意识等等相关，也就是与塑造了我们华夏民族的根本精神的全部要素相关。只有这种普泛意义的文化认同而非仅只政治文化认同，才可能在全球化时代构成确立我们民族身份的思想资源。简单地说，我们关心的是，古代文化经典或文化传统，能否与现代性建构起一种张力关系，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应对现代性给人类，特别是中国人带来的巨大困扰？我们相信，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文化多元性的客观要求必然驱使我们这个民族反求诸己，也就是求诸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精髓的经典这一内在动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