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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果上述论证能够成立，如果我们可以确信支配了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千百年之久的古代文化经典具有其普遍价值，我们接下来应该回应的质疑，就是：适用于古代社会的文化经典，是否还能够适用于当代社会？首先，有些学者重述五四时代的文化激进主义的见解，通过控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培育奴性的原罪，从原则上否认其当代价值。举例来说，薛涌先生就借着批判蒋庆先生要求人背诵经书，来陈述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他指出，中国文化经典的接受是通过强迫背诵的方式来加以灌输的，而西方文化的接受，是苏格拉底式平等讨论的结果。前者无疑让人想起经典阐释者的话语霸权，以及引起的蒙昧主义，后者则是反抗威权的，有利于形成平等自由的关系。但讨论和质疑应该是有前提的，这就是对相关知识背景有相当的了解，所以在我们学会批判性思考之前，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而这种知识未必都是可以讨论的。实际上，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指物识字法理论，任何文化其实都是一种约定，我们接受一种文化，也就是接受一种大家认同的生活形式，一种普遍的默识。3+5=8是一种约定，作为一种语言游戏，任何文化经典其实也是一种约定。既然是一种约定，那它的习得也是被灌输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性或西方文化经典并不比中国文化经典更具普遍性，而对中国文化经典的批评往往正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尤其是完全接受启蒙现代性理念的结果。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普遍意义是怎样的普遍意义？它是否会威胁我们已经获得的现代性成就？必须承认，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常常表现为服务于统治阶级专制统治的符号工具，通过诉诸意识或无意识为专制主义提供有力辩护。既然它在各种不同层次上充当着把统治阶级的利益予以合法化的功能，那么，我们就应该回答这样的问题：古代文化经典能否撇清自己与古代符号秩序之间的自我循环论证的关系？也就是古代文化经典在舍弃了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之后，是否还能以积极有为的面貌为我们指出彼岸世界的可能？ 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对于古代文化经典的重新解读问题。古代文化经典的物质载体与其蕴含的客观意义并不等同。相对而言，除非出现了重大的考古发现，作为物化形式的古代文化经典是比较稳定的，然而，它所包含的意义结构却是不断滑移的。汉儒和宋儒以及所谓儒学第三期发展，对于儒学经典的阐发存在的巨大差异表明，对古代文化经典的本质主义认识是僵化而短视的。但是，拒绝承认古代文化传统是一个封闭、静止的独白系统，并不等于我们赞成对古代文化经典予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理解是正当的，因为除了在学理上会被攻击得体无完肤之外，这也可能会为怀抱某种激进政治理念的人提供便利，使他们借以根据自己的符号利益来进行随心所欲的解经实践。 其实，本质主义与相对主义的解经方式的对立在话语实践中只是一种虚构的亦即不存在的对立。现实中的解经实践遵循的是一种吊诡的逻辑。一方面，尽管根本不存在所谓经典的原生态意义，然而，任何严肃的解经者总是存在着对经典的纯粹本质的想象，他们总是企图无限贴近他们深信在元典中已经表明但是却不为别的解经者所重视的最为本质的微言大义，然而，这种经典的原始意义或本真意义是永远不可抵达的一种幻象（illusio）。我们不可以简单而轻率地说，在这个角度上讲，任何一种解经实践都是一种过度阐释；因为理想的解经者或文化保守主义者总是在经典文本内部结构的基础上，并参照经典的接受史来激活经典文本的阐释潜能，在此过程中，经典原义的幻象会发挥召唤其阐释激情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当解经者基于经典文本的内在理路和结构规则，加以实证主义的理解和再现（而不是用现代性的逻辑来规训它，例如找出与现代宪政精神吻合的某些理念来证明他在当代语境下的有效性）时，他们必然会受到当代社会世界语境压力的作用。这首先是因为，确保古代文化经典符号信誉的古代政治/文化体制已告消歇，作为古代文化经典的人格化（或承担者）的士的阶层，在今天已经荡然无存——今天的知识分子与士无关，他们不过是一些类似于古代百工那样的专业技术人士，事实上人们也一直说，知识分子死了——，换言之，在古代经典与今天的解经专家或文化保守主义者之间，已经丧失了那种犹如波之于水的有机且内在的关联，今天我们被灌输的经典文化，已经是博物馆化、标本化和教科书化的文化，它们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相脱节，只剩下缺乏日常精神灌注的空洞形式。换一种积极的角度来思考，我们也可以说，由于古代文化经典从附丽于它的语境条件（例如专制制度）中解放出来，反而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特别是，我们可以不再只是通过政治维度来观照经典的客观价值了。由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因此生活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我们以前是受中央集权资本所支配的，政治权力不言而喻成为一种规定了其他权力的元权力，但今天社会的分化使得生活世界的各种领域获得了自主的表意权利。 因此，从客观的策略意义上来说，重返古代文化经典，必然是一种对经典的再发明或对经典客观意义的再生产。这种再发明或再生产，既基于经典文本的内在结构规则，另一方面，又必然是基于我们当代生活的一种再发现，是解经者或文化保守主义者面向着当代语境的挑战的一种回应，因此也是对于传统文化或古代经典的再创造。古代文化经典所表征的精神系统不是完成时，而是正在进行时和未来时，也就是说，它呈现为一个向未来无限开放的一系列可能的轨迹，呈现为一个不断前行的流动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代文化经典可以被建构成一种我们民族精神的乌托邦，一种赖以构建自身认同但同时又具有普世价值的未来资源。 五 这样，我们最后要讨论的问题就似乎显得顺理成章了：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再发明与现代性有何关系呢？那显然是一种既相互冲突、碰撞、斗争，又相互补充、协商、支持的博弈关系。古代文化经典的立足点是对于民族传统的保守，这种传统由于现代性的挑战，已经支离破碎了。我们所期待的解经实践，要求的是延续古代文化经典的精神谱系，并将其内在精神融入到日常实践中去，使我们有所依止，并赖以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坚持华夏民族的本土立场。这种意义上的解经必然是语境化的，是对话性质的。它与现代性的逻辑既竞争又合作。事实上它源自现代性外部，并无情地揭示着现代性所忽视的真理和价值，但是客观上它又转过来成为现代性的合理补充。它反对现代性的君临一切，但又无意用自己的规则取而代之，成为新的霸权话语。作为现代性的他者，它昭示着全球化和同一性化之外，还存在着什么样另类的生活世界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没有将它发掘出来，如果我们屈从于现代性叙事的支配，它就会被抹去，而丧失了历史深度的中国人的生存，也将会堕入到“娱乐至死”的深渊不可自拔。这里并不存在所谓的认同危机问题，因为我们并不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各各有其自主性的多元文化在社会世界中各呈异彩，但必须建基于非同一性基础上。只有在这些文化之间不存在支配关系的条件下，实现各文化间的真正对话关系和交往关系才是可能的，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豪情满怀地展望我们华夏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