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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话语与社会现实背离的“陷阱” 最后我想说，真正难做的是建立话语权。其实不叫话语权，是在话语层面怎样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概念、分析方法，其实说到最后，你得有一套对这些问题的说法，而说法的背后是你对这个东西有一个认同，比如说１＋１＝２，你认为它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个认同就使你在心理上、价值上和态度上，包括我们说的那个政治上逗认同它。讲到话语权，其实外语上没有这么个对应的翻译，但有个相关的词，“文化霸权”，这个翻译其实是不对的，它真正意思是人民群众自觉地认同与遵从一种价值体系和由这种价值体系产生的现成制度，有点象我们过去的“王道”。我觉得历史上的三纲五常就是这样，可以说它很高明。某种意义上，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是现在的文化霸权。我们过去的君臣父子也是这样，它变成了一个连弱者，连九斤老太也好，祥林嫂也好，本来是被压迫的，也认为这样是对的。对社会科学来说，这是最难处理的。 我们过去比较多的是引进、介绍、模仿，参照一个模式去做调研，然后找几个数据证明一下，那个易如反掌，包括写文章要不要注释，还有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怎样的格式，这最容易，最难的既在社会层面，也在研究层面，就是我们对一种叙述背后的话语，以及话语反映的价值和价值体系缺乏一个必要的警觉和批判，然后就自觉不自觉地遵从它。某种意义上说，那也是任何一个时代，作为治理也好，治国也好，所必须的。孔夫子那个东西一管就管了那么多年，今天看当然有很多问题，但它确实就做到了，特别是经过董仲舒以后，它就变成了不但是士大夫用这个来治国平天下，而且劳苦大众也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处理人际关系，包括家庭妇女也用它来衡量儿媳妇是不是孝顺、贤惠。 西方古希腊以来一直到启蒙，包括中间经过文艺复兴，整个最基本的叙述，女性主义认为是不合理的，是男权的，要去挑战，而我们在这个最基本的挑战上其实做得不够。我们很大程度上一个是后发的，发展中的，要迎头赶上的状况，我们还没有性别主义对最基本的叙述的挑战。那个挑战认为，连牛顿的科学、达芬奇绘画，公认的东西里面是没有性别的或者男女平等的视角，或者是缺了世界整整一半人，她们怎么生活，行为和行为背后的心理、情感。这倒不是说要用情感的方式来处理情感，而是说应该用科学的、理性的方式把情感作为研究对象，人为什么会冲动，为什么会失去理性，这是应该研究的，而不能因为是不科学的就不管它。其实人不只是经济学假设的那个理性人，也不只是经济人，他也是社会人，也是文化人，也是心理人，也是情感人，当然也还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动物，这样他日常生活不只是算经济帐，就像算投入产出、成本效益，多数女性可能不这么算，算投入产出的话，化妆品那些东西是不划算的，农村妇女那么安排她的生老病死，让孩子早早下地也是不划算的。 我去过江南，它孕育了几个世纪的发达社会，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是按照经济学的投入产出、效益成本，江南那个生产方式是不划算的，也不会成为今天的江南。江南是个人多地少的地方，但江南的文化还是农耕文明，至少直到费孝通研究的时候，直到1930年代，它还是农耕文明支撑的，所以使得刺绣、雕刻这些东西得以发展。农耕文明以农业生产为基本支撑，江南的农业生产是最典型的边际效益递减，人越来越多，地越来越少，单位面积投入越来越多，边际效益越来越低。比如说一家三个男孩，投入一个男孩，一小块地年产500斤，投入两个孩子可能是700年，三个男孩子800斤，那以个人投入产出算这是不划算的，起码也应该是一个人500斤，两个人1000斤，三个人1500斤才能持平，略微划算就是一个500，两个1100，三个1700，边际效益递增。但是父母也好，尤其是家庭主妇，她不会这么想，她让女儿去打猪草，去搞副业，所谓封闭也好，内循环内卷化也好，她女儿好歹走不出去。但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孕育出一个江南文明。为什么？它就在于，比如说做母亲的，她算经济效益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全家为单位，我全家７口人，三个儿子干一年就有1000斤粮食，那就是划算的。做母亲的，是按照三从四德，想着全家祥和，孝敬也好、贤惠也好，她想让一家融融洽洽，欢欢喜喜，有柴米油盐能够运作，她是这么来安排最基本的家庭经济制度。那换一种方式说，中国意义的经济生产是带有人情的，是个很强的人情化的东西，不只在经济生活中，包括日常交往中，它的人情的一面是它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因此这个意义上，所谓最硬的那个经济学，至少从亚当·斯密以来，甚至古希腊以来，只按投入产出效益成本来测量经济是片面的。 我觉得女性主义也好，性别主义也好，性别平等也好，实际上构成了对西方整个文明、从古希腊到启蒙的一种挑战。我们这个世界不只是那个线性的、进步的、阶段的、以男性支配的和男性叙述为主的，不只是那么一个越来越科学化和理性化的世界。其实这个和我们寻求科学发展，讲和谐发展观，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交叉关系的。而西方的女性主义叙述和今天的生态叙述其实是构成了两个最重要的对社会科学的挑战。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世界社会科学报告的一个最大的难处，找的这些人是杰出的人，所谓杰出的人往往就是20世纪训练出来的，20世纪基本上是那套老的话语，讲的还是那套老的概念，那么就有一个怎么样面对未来的问题。现在中国讲可持续发展和和谐世界，我觉得一点都不晚，至少有一点引领式的、讨论的可能性，不但对我们有意义，对社会科学有意义，它甚至可以改变一下我们的话语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个关于战争的基本的叙述，就是通过联合国的这个机制来反战或防止，但因为恐怖主义又形成一个反弹。比如说美国式的先发制人、单边主义，乃至还有一个以恶对恶。就是用轰炸的办法打伊拉克、阿富汗，还有所谓“流氓国家”。实际上和谐世界这样一个叙述，它可以是既对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超越，也是对现在这样一个用传统的办法来处理矛盾和冲突的一个超越，而这个超越它既把生态的概念引进来，也把更多的性别平等的东西引进来。有一个假设，就是假设世界上的总统和总理都是女的，也可能就没有战争了，这当然是极端的假设。至少是不是会少一点战争呢？（连美国的大选，对希拉里·克林顿，有些人说没想好要不要支持她做总统后选人。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美国要是和别人打仗的话，一个女的怎么能领导我们打仗呢，她怎么能当三军总司令呢，她怎么能下得了那个决心呢。）不管怎么说，如果从我们的理念到制度设计到第三个层面，把和谐的生态和性别平等，其实不只是性别平等，我觉得包括阶级平等、民族之间或者种族之间的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真正的引进来，那世界为水而战、为石油而战、为贸易而战的可能性会降到很低、很低。 讲了这么多，不周之处一定不少，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黄平：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社会学博士（1991），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主编，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政治中心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转型管理”（MOST）政府间理事会副主席、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副理事长、国际社会学学会（IIS）副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国际金融学会理事等，并在〈全球社会政策〉、〈不列颠社会学〉、〈当代社会学〉、〈比较社会学〉、〈国际移民〉等杂志担任国际编委。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1997-2003）、院国际合作局局长（2003-2006）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大科学项目评审委员（2005-2007）、《读书》杂志执行主编（1997-2007）。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知识、发展和全球化问题，包括全球化时代的贫困、流动，以及对于全球化问题的理论和文化阐释。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以及联合国、欧盟等资助的研究课题，用汉、英、日在国内外发表过论文多篇，有的被翻译成了德、法、西、韩和泰文，主要著作包括《寻求生存》（合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未完成的叙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西部经验》（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误导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和《我们的时代》（合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等，并主编有《与地球重新签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CHINA REFLECTED》（ARENA PRESS，2003）、《迈向和谐》（天津科技出版社，2004）、《中国与全球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农民工反贫困》（中英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三联书店，2007）、《挑战博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