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爱东 整理：《作为实验的田野研究：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科玄论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4月) 一般来说，后记主要写写成书的艰辛，以及需要致谢的师长亲友。但本书似乎并没有什么艰辛的写作历程，相反，是一次戏谑的思想辩论，过程充满欢乐。交锋的两位主角是我和宗迪，我姓施，宗迪姓刘，所以，这次辩论被同行戏称为“石榴之争”。 我和宗迪的专业背景极其相似。我们本科都学理工科，而且同一专业，他在南京大学大气物理专业，我在中山大学天气动力学专业，名称虽然不大一样，但这只是各自学校对同一专业的不同叫法。本科毕业后，我们都没有从事大气专业，都拿了中文系的文艺学硕士学位，然后做了大学教师。再后来，我们都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投身到钟敬文先生、刘魁立先生门下。我们俩都在博士后出站之后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宗迪后来有点小叛变，出聘山东大学)，都栖身于民俗学界，都主攻民间文学，可谓同途同归。 虽然在个人学术史上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可我们俩的学术取向却截然不同，学术遭遇也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走的是两极化的道路。 宗迪才华横溢，被誉为民俗学界三大(一说四大)才子之首。才华的光芒给他罩上了一轮美丽的光晕，助益了广大同行对他身姿仪容的评判，于是，又被加注为民俗学界第一玉树临风好身材的美男子。在“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网站上，山东大学任双霞博士牵头成立了一个名为“无条件盲目崇拜刘宗迪死硬派”的学术black社会组织，简称“盲流(刘)”，专职追随刘宗迪的学术思想，为刘宗迪摇旗呐喊。 宗迪在仪容方面颇自负，多年前的一次会议间隙，我告诉宗迪，他被“论坛”的研究生粉丝们评为中国民俗学三大帅哥之一，我本以为他会“哪里哪里”或者“不敢不敢”地谦虚一番，没想到他居然毫不羞涩地问道：“那另外两个是谁?”我只好把黄涛和安德明也出卖了，宗迪淡淡地点点头，喜不形于色。宗迪在学术上的自负，大概有过于容貌上的自负，他曾公开声称论文有“三不写”：一、别人写过的他不写;二、别人虽没写过，但能写得和他一样好的，他不写;三、没有智力含量和挑战性的，他不写。宗迪有强烈的学术好胜心，喜欢龙头折角、虎口拔牙，虽然理工科出身，但是敢于以硬打硬，总想“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在诗学和史学领域与传统文史学者一较高下，所以他特别看不上我这种拿理工科方法来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投机取巧的做法。 我和宗迪相反，因为文史基础没打好，知道自己艺不如人，所以总想扬长避短，避重就轻。我的招式，说穿了也很简单：一是从技术手段和研究进路上另辟蹊径，用理科生的路数来搞人文社科研究，尝试人文学者不爱用的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二是从实有材料入手，严格限定取材边界和讨论边界，在自我划定的边界内，有材料的地方尽量把资料搜罗完备，没材料的地方通过实验生产出可靠的新材料，借助实实在在的材料来说明问题。我走的是典型的“技术流”路子，这一招说得好叫做“独树一帜”，中性一点可以叫做“剑走偏锋”，说得不好就是“旁门左道”。 “石榴之争”缘起于我的故事实验，也即《故事传播的实验报告及实验分析》《民间故事的记忆与重构》两篇论文。我在“研究说明”中解释说：“实验方法是近现代科学最伟大的传统。实验方法的优点在于，通过人为地干预、控制所研究的对象，能够在有意识地变革自然中，更好地屏蔽干扰，突出地把握自然的某一方面的特质。实验观察比自然观察更有利于发挥人的能动性，更有利于揭示隐藏的自然奥秘，它大大扩展了人类经验研究的可能性。”本书选入的陈泳超《状元杀和尚》《规范传说》两篇论文，本质上也是一种实验研究，但泳超没有像我一样大张旗鼓地打出“实验观察”的旗号，他是“悄悄地进村，开枪的不要”。其实我俩骨子里是一样的，只是他做得更隐蔽、更聪明、不显山露水罢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