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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的几位主要发起人都有一个好习惯，论文写好之后会先发给同行看一看，彼此互相监督，提点意见，以强化论文的抗摔打能力。这些意见大多是技术上的，比如某处资料遗漏或引文不准确，某处有逻辑漏洞或结论过于武断，诸如此类。可是，宗迪看了我的论文之后，颇不以为然，对我的工作进行了全盘否定(注意，不是局部意见，是全盘否定)。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我在“民间文化青年论坛·泰山会议”宣读论文《故事的无序生长及其最优策略》的时候，宗迪也是对我作了全盘否定，这是我难以接受的。 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我决定和宗迪真刀真枪地好好打一架。2005年11月1日，我在“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网站贴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场没打完的官司：田野是实验场OR我们生活本身”，正式拉开了民俗学界最惨烈“群殴”的序幕。 两个理工科出身的民俗学者的纠缠恶斗，迅速引起了数以百计的民俗学同仁的围观、数以万计的网页点击量。朋友们不仅在网上摇旗呐喊，还在线下的饭局和会议间隙中火上浇油，大呼“过瘾”“好玩”“有意思”，用各种言语刺激鼓励我们将恶斗进行到底。 192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曾经爆发过一场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我和宗迪之间的论争，应该算做近百年来“科玄论战”的余绪，我站在科学派一边，宗迪站在玄学派一边。我原以为战斗一打响，支持科学派的同仁和支持玄学派的同仁大约能占到一半对一半，可是，我没料到围观群众都是纯文科出身的民俗学从业者，而不是随机抽样的知识分子，结果双方观点一亮相，大家呼啦一声，全站到宗迪一边去了。 若以学术趣味和研究范式而论，我觉得民俗学界和我最接近的是陈泳超。我电话中多次向泳超暗示，希望他能施以援手，可他更喜欢坐山观虎斗，每次都装傻，只点评，不掺和。不过，这倒激起了我孤军奋战的斗志，我把自己想象成了《英雄儿女》中高喊“向我开炮”的王成。有一句不知道谁说过的名言“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上”，很励志，我就是仗着这条名言的鼓舞，劢力抵抗着，左支右绌不屈不挠地跟玄学派进行了浴血抗战。 同是民俗学工作者，我是学界技工，宗迪是学界诗人。技工是趴在地上干活的，这种人眼界不高，只能看到自己面前的一亩三分地，总想着如何解决一个个具体而现实的小疑难、小问题，很少思考问题背后的人文理想、终极关怀。至于诗人，大家都很熟悉，他们是跃入云端的天之骄子，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上穷碧落下黄泉，卷舒风云之色，神与物游，其思理之致乎。如若不信，诸君请读一读书中宗迪的“学术散文诗”《伤感的民俗学，或者如何成为一位民俗学者》，保管可以一眼认出宗迪伤感而忧郁的诗人气质。 被陈泳超认为“本质上也是一位诗人”的吕微，是“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的精神领袖，俗称“吕老大”，他的出场，无疑大大加重了这场群殴的学术分量和可看性。吕老大虽自称中立，但是，骨子里的诗性决定了他无法中立，他很温和地表达着对于“技术流”的担忧，以及对于宗迪的欣赏。出于自卫，我不得不腾出手来，对吕老大进行防守反击。任双霞博士则带着她的一干“盲流”啦啦队，不断地为宗迪欢呼叫好。面对这些非理性的女粉丝，我基本只能装聋作哑，偶尔回个嘴，抵挡几拳，似乎也没什么用处。 最让我难受的，是宗迪的打法。我发起论争的目的，是想让大家一起来讨论，我的论文中有哪些操作失误，出现了什么逻辑漏洞，结论是否可靠，实验的方法应用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大家坐下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是，宗迪根本不接我的茬，一上场，劈头盖脸就是一通猛扫：“现代科学是工具和实用导向的，不具有像宗教那样先天的道德合理性，而把他人当成自己的实验对象和检验手段，尤其和民俗学这门学科的精神格格不入。”这样一来，论战双方就完全行走在两条轨道上了，我想讨论的是技术问题，而他只讨论伦理问题。 我很努力地想把论战拉回到技术层面来，可是，高在云上的诗人却不愿降落凡间。为了能让论战继续，我只好放弃对于方法和技术的讨论，转入宗迪设定的轨道，对实验方法的学术合法性进行辩护。这就注定了这是一场众人落石，一人招架的一边倒的群殴事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