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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华文化史丛书》从策划、组稿到出版， 台前幕后也充满了故事。我们觉得有必要做些澄清工作。 好在朱维铮先生的遗物中有大量原始工作文档，据以说明相关情况并不难。  《姜义华口述历史》 姜义华口述 熊月之撰稿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年10月第一版 188页，40.00元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是改革开放以后文化研究复兴的重要标志。诸多学界、文化界前辈为之付出了巨大努力，嘉惠学林，影响至深。丛书请周谷城先生担任主编，庞朴先生与先师朱维铮先生担任编委会常务联系人，前后共出版二十六种。虽与原拟出版五十至一百种的宏大计划有很大距离，但也足以成为当代学术文化史的重要一笔。这套丛书中，如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周振鹤先生与游汝杰先生合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葛兆光先生的《禅宗与中国文化》等，至今仍是学习、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必读名著。其中不少书目还经原作者不断修订、重版，畅销不衰。这套丛书的生命力、影响力可见一斑。 和很多重要文化事件一样，这套丛书从策划、组稿到出版，台前幕后也充满了故事。最近，再次让这些故事进入读者视野的，是姜义华先生在其口述历史中对丛书编辑往事的论述。姜先生认为自己是这套丛书策划、出版的核心人员，却遭到了先师的排挤、打压。这本是一个很无谓的话题，事实不会被某种单面陈述轻易扭曲。然近年来故老凋零，或有研究领域离文化史较远的学者以及后生晚辈，被这些单方面的离奇说法所蒙蔽，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有必要做些澄清工作。好在先师遗物中有大量原始工作文档，据以说明相关情况并不难。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些梳理不仅仅是停留在争辩层面上，也能藉此机会将其他学者所作的贡献陈述出来，向真正为这套丛书艰辛付出的前辈们，如逝世不久的庞朴、王尧诸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一桩旧公案 姜义华先生界定自己为组织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之核心人物的宣传，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1985年11月24日，《文汇报》刊登过一篇题为《探索，需要思考和勇气——记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义华》的报道。文章不长，千余字，但“气象”很大。文章说道，“中国思想文化史”与“世界文化史”是两门新兴学科。这两门学科在那几年的崛起和为人所知，与姜义华先生的辛勤工作分不开。面对“以中国文化史命名的书籍只有一本，教科书和专门刊物则等于零”，学者还在使用出版于解放前、“陈旧不堪”却在台湾一再重印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按，指王云五主编的那套)等现状，“姜义华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于是姜先生组织复旦历史系同仁“办起了国内第一本《文化研究》集刊，成立了由周谷城教授任主编、姜义华等人为编委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编委会”。姜先生俨然成为这一系列重要文化事件最为核心的人物。 我们并无意否认姜义华先生为推动文化史研究辛勤工作过，但揆诸事实，很难说姜先生是上述一系列重要文化事件的首要发起者与灵魂人物。很多真正推动其事的学者，并未在报端邀名。这篇文章将《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创办之力，归诸姜先生名下，难免有揽功之嫌。故文章发表的当晚，先师即草拟了一封致姜先生的信函，指出了一些事实，并批评了文章中的不当陈述。涉及《中国文化史丛书》者不少，如前两条云：“(1)《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倡议者是庞朴”，“(2)表示对王云五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在台湾重印不满，也是庞朴。” 信中的表述，可与先师草拟的《关于〈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筹备简况》相印证。在《筹备简况》“筹建编辑委员会”条下，先师也是将庞朴先生的名字列在首位，然后才从王尧先生开始，以姓氏笔画为序罗列其他编委。庞朴先生为这套丛书花费了很大精力。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现身于这套丛书之中，首次与大陆读者见面，便是应庞朴先生的稿约。 庞朴先生最初与先师商议重编一套《中国文化史丛书》，是在1983年4月。在写给姜先生的信里，先师陈述了两个事实，以证姜先生并非推动该丛书问世的首要核心人物。其一：“第一次讨论丛书出版计划，是在复旦招待所庞朴住室，参加者四人，有庞朴、郑维淑、叶亚廉和我”，没有姜义华先生的参与;其二：1983年5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史学规划会上，庞朴先生提议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是正式公布该计划之始。 我们不知道姜义华先生是否收到过这封信。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在先师遗箧中发现的这份信函，是先师抄留的底稿，还是经思量后未寄出的原函。后一种可能性也很大，因为信中的批评是坦率而严厉的，寄出去后难免会加深同事间的裂痕。但先师在信函中陈述的内容，应该都是事实。首先，牵涉到很多具体的时、地、人、事，非向壁可造。其次，先师并非只为自己正名，而是非常客观地陈述了其他学者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