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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出版社不再坚持将六位学者的名字全部删除，而仅要求根据文件删去×××先生一人。最终为丛书长远计，双方都接受了这一决定。被删名的×××先生本人亦未迁怒于编委会，九十年代以后仍与先师通信不断，商讨学术出版等问题可证。 从1989年到1991年，该丛书又陆续出版了十二种，编委会名单从十七人减为十六人，即上述原因导致的变化。其他则没有任何变化，编委会常务联系人仍是庞朴先生与先师两位。这十二种书分别是：《彝族文化史》(马学良著)、《中国创世神话》(陶阳著)、《中国饮食文化》(林乃燊著)、《中国舞蹈发展史》(王克芬著)、《中国古代火炮史》(刘旭著)、《中国历代官制与文化》(王超著)、《中国杂技史》(傅起凤著)、《中外比较教育史》(许美德著)、《中国文人的自然观》(顾彬著)、《园林与中国文化》(王毅著)、《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来新夏著)、《中国岩画发现史》(陈兆复著)。并非如姜义华先生在口述史中所说的那样，“把庞朴的常务编委也拿掉了”。而且，先师尽到了维护其他编委署名权的责任，其中包括姜义华先生的署名权，尽管已出版诸书中没有一部是由姜先生组稿、审稿的。 作为编委会成员之一，姜义华先生应该收到过先师于1989年7月29日转发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函及附信。姜先生为何无视这些事实，反诬先师借助政治事件打压其他编委?如果不是刻意构陷，那我们只能作如下理解，即姜先生的确不是《中国文化史丛书》编辑的核心成员，对很多重要事件的记忆很淡，甚至从来没有弄清过前后曲折，却又一心要树立自己倡导文化史研究的形象，故有了口述史中那些离题万里的“回忆”。以这些原始工作文档为依据来看，姜先生的“回忆”充满了想象，想象自己是组织文化史丛书出版的核心人物，想象他人利用其政治上的“正直”对其排挤、打压。但身为历史学家的姜先生忘了，想象终归是想象，无法代替事实。这些与事实原委根本不相应的“回忆”，反倒证实姜先生只是十七名编委中的一名，而且是对已出版各书未见有明确贡献的一名。2012年，姜先生出版过一本书，题为《信史立国》(上海人民出版社)，后又在其他文章和访谈中提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反对用虚构的历史代替真实的历史(如《研究历史要怀有敬畏之心》，共识网2013年11月12日刊发;《信史立国》，《北京日报》2013年11月25日)，陈义甚高，然贵在言行一致。 与姜先生口述呈现的面相相反，先师从不抹煞其他编委的功劳，有善必录。除推崇庞朴先生的首倡之功外，还在《〈中国文化史丛书〉组稿情况》中将其他编委的贡献一一注明。如丛书曾拟约请田自秉先生撰写《中国染织史》，请李松先生撰写《年画与民俗》，先师即在《组稿情况》中注明“二稿均金维诺约、审”。原计划拟由先师与姜义华先生合著《中国文化史·近代编》，虽未成书，但也记录在案。 出版曲折 前引姜义华先生口述最后一句是：“后来,《中国文化史丛书》就出不下去了。”我们不知道姜先生的本意是什么。但放在这个语境中，很容易让读者误会，是由于先师打压、排挤其他编委导致了丛书出版终止。前已一一辨明，姜先生所述既非事实，则更不可能与丛书出版终止构成因果关系。为让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真相，我们也附带谈谈丛书出版过程中遇到的真实困难。 丛书原拟分十五类，出版一百种。至1985年3月，已确定稿约意向的著作达六十四种。但实际出版工作，并未如计划中那般顺利。有些稿约未及时兑现，还有些初稿经专家审阅后发回重改等等，都是延缓出版计划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出版社面临的实际压力。1988年至1989年，先师曾至国外访问一段时间。1989年春回国后，即收到庞朴先生来信云：“丛书事大不好。去年一年只出一本书，即佛教与文学，今年已四月，一无动静。”庞朴先生曾多次去信出版社相关人员询问具体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其一出版社正面临改组，延缓了正常出版计划;其次该年度出版社经济效益大幅度下滑，难以大规模支持学术出版。 至1990年，丛书共出版至二十二种。1991年，出版社方面提出将原计划一百种压缩至五十种的建议。面对实际困难，先师草拟了《关于〈中国文化史丛书〉的意见》，调整出版方案，大体取重舍轻，提出二十八种组稿书目，以期与之前的二十二种合成五十种之数(按，此处所说二十二种，未计入1991年当年出版的《中国岩画发现史》)。此后，从1994至1996年，又陆续出版了三种新著：《理学与中国文化》(姜广辉著)、《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田继周著)、《中国民间信仰》(乌丙安著)。这三种新书，都属于先师重新规划的项目范畴。可惜由于人力、物力的匮乏，在这三种著作出版后，丛书的出版不得不宣告终结，未能完成原先的宏大计划。但已有的这些书目，很多已经成为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经典著作。重掀文化史研究热潮的目的，应该说已经达到了。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