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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删留风波 时隔三十年，姜先生又提起了《中国文化史丛书》。《姜义华口述历史》中有这样一段：“搞一套中国文化史丛书，请周谷老担任主编，下面有四个常务编委，北京两个，庞朴、×××，上海两个，朱维铮和我。反对自由化以后，朱维铮就把我们两个拉掉了，招呼也没有打，我们的常务编委就不算了。……他把庞朴的常务编委也拿掉了。后来,《中国文化史丛书》就出不下去了。”(67页) 和之前《文汇报》的报道相比，姜先生不仅坚持自己是《中国文化史丛书》核心人物的叙述，还增加了先师利用政治事件排挤、打压他的内容。然而这段口述中,除“请周谷老担任主编”外，没有一句符合事实，我们可以一一辨明。 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7年1月28日又下发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姜先生口述中所谓“反对自由化以后”应该是指这以后吧。《中国文化史丛书》从1985年开始出版第一批书目，共三种，分别为《中国彩陶艺术》(郑为著)、《中西文化交流史》(沈福伟著)、《中国甲骨学史》(吴浩坤著)。1986年出版了三种，分别为《禅宗与中国文化》(葛兆光著)、《中国染织史》(吴淑生著)、《方言与中国文化》(周振鹤、游汝杰著)。这六种出版于反对自由化决议形成之前。按姜先生的说法，应该属于他任“常务编委”期内的出版物。然而我们翻开这六种书的扉页，看到一份“《中国文化史丛书》编辑委员会”名单，除主编周谷城外，另有十七位编委，×××、姜义华两位先生都在其内。编委会常务联系人却只有两人，分别是庞朴先生与先师，在名字的右上角标“*”符以识别，并非姜先生口述史中所说的四位“常务编委”。 1987年，丛书又出版了《楚文化史》(张正明著)、《道教与中国文化》(葛兆光著)、《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中国小学史》(胡奇光著)等四种。1988年出版《佛教与中国文学》(孙昌武著)一种。编委会名单与之前的六种比，并无变化，还是十七位编委，由庞朴先生与先师担任常务联系人。可见反对自由化并没有影响到丛书“常务编委”的增减。姜先生不仅在反对自由化之后不是“常务编委”，在反对自由化之前也不是“常务编委”。所谓“反对自由化以后，朱维铮就把我们两个拉掉了”，根本无从说起。 事实上，“常务编委”这个说法本身就有问题，正确的称法是“编委会常务联系人”，查各书扉页即可知。众人共事，需有联络接洽者，如此而已。故先师在其草拟的多份相关文案中，落款时只称自己是“联系人”。不知姜先生何以想象出“常务编委”之名，并认定自己曾经拥有这一身份。 从前文提及先师致姜先生的信函里，我们大概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先师在信中谈道：“《中国文化史丛书》编委会的成立，时在1984年4月，地点是复旦招待所……编委会工作由庞朴与我主持，仅由于我考虑到庞朴工作(即将出国)和我的身体(心脏病二次发作)，坚持由×××与你作为候补联系人，为此庞朴同志和别的编委对我还有意见。因为他们对×××熟悉，对你不熟悉。”原来姜先生的想象来自于曾是这套丛书的“候补联系人”。 1989年夏秋之后，丛书编委名单的确发生了一些变故。然核其始末，亦非如姜先生所言。是年7月，有关部门下达了停售十位学者著作的通知，×××先生名列其中。因其是《中国文化史丛书》编委，故上海人民出版社接到通知后，即委派副社长吴士余、丛书责任编辑王有为至先师家中商议，时在7月11日。从各方通信及其他往来文件中推断当时的场景，可知出版社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为降低政治敏感度，他们不仅要求遵照文件删去×××先生的名字，亦旁及两位在京学者。随后又提出同时删去京、津、沪学者各一名，这样总共要删六位学者的名字。按，此处提及的在沪学者即姜义华先生。 出版社为所忧所虑可以理解。但站在学者的立场，先师并不同意这些做法，且明告来人，编委名单删留需经编委会集体商议。出版社负责人离开后，先师随即给庞朴先生写信详细介绍了情况。此后再经协商，为配合出版社工作，双方同意删去×××先生，其他五位编委的名字则予以保留。出版社出具了《告〈文化史丛书〉编委署名删留事》[沪人社(89)历字第114号]公函，先师将此公函复印并分寄各编委。在随函附信中，先师写道：“由于本丛书又有十一种付型待印，将在今年国庆相继出版，因而出版社方面提出编委署名问题。我指出，此事需经编委会议讨论决定。鉴于近期没有可能举行编委会议，为了不使署名问题影响本丛书正常出版，我提出在正式决定前，可将编委全部名单，在将出十一种诸书扉页内全部删除，容后重印时补登。我个人无权决定少数编委的署名删除问题。现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7月27日给我的公函，提出删除一人署名，并告以正式依据”云云(按，该信写于1989年7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