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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中国研究是1949年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界形成的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的多学科研究。本文由费正清入手，论述了当代中国研究的缘起、发展动力、主要发展阶段，以及目前的基本状况。作者认为，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它的具体形态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流行范式和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互动的结果。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是自1949年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界形成的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的多学科研究，今天它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参与的有关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一门综合性社会科学。当代中国研究与传统的汉学（Sinology）研究迥然有别。它们之间的区别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上（后者侧重于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的研究），而且也表现在研究方法上。如果说汉学是一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的话，那么，当代中国研究则是一门建立在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基础之上的社会科学。 一、费正清与当代中国研究 尽管当代中国研究是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但它的兴起却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密切相关。在费正清去世后，他的妻子费慰梅（Wilma Fairbank）曾写道：“费正清毕生都在从他的哈佛大学的基地出发向西方介绍中国，他常常被说成是”二次大战后在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当代中国研究的领域”。”[1]（p.I ）有人计算过，从1936年到退休的1977年间，费正清推动了数以百计的与中国有关的学术研究项目，“对促使美国的中国研究成为一个系统的、影响深远的和成果丰硕的学科起了比美国任何学者都更大的作用。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的”创建之父”乃是美国中国学界的一个共识。”[2]（P.155） 费正清与中国结缘始于1930年代。1932年，从美国哈佛大学转入英国牛津大学的费正清来到中国，为他的博士论文收集资料。在第一次访问中国的4年里，他不仅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准备工作，而且与费慰梅在北京结婚，并担任清华大学讲师达3年之久。1936年费正清在牛津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后返回哈佛大学任教。40年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缘故，费正清数次往返于中美之间，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等单位工作，并根据他对中国尤其是中国革命的独特了解，写成了后来闻名遐尔的《美国与中国》（1948）一书。 虽然费正清本人是历史学家，但他清楚地意识到当代中国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因此它应该和原先的以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典籍为对象的汉学有所区别，它必须有赖于包括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为此，他在1955年分别游说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各出资20万美金和27.8万美金，资助对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经济的研究，两年后福特基金又追加了30万美金。这两个项目的资助使得1956年哈佛大学能够顺利地建立东亚研究中心。除此以外，经他努力，哈佛大学还在福特基金会的帮助下，先后于1957年和1959年后在经济系和社会学系分别设立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教授职位。自1956－1977年，费正清担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一职达21年之久。在哈佛期间，有人统计过，他培养的学生有数千名之多，包括100多名由他指导或间接指导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到70年代，在哈佛取得东亚研究博士学位的学者占据乐美国70－80所大学的东亚研究讲坛。以致人们将他称之为“美国中国学方面最大的学术企业家”。[3]（p.73）在他之后，担任这一职务的先后为社会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人类学家James Watson、傅高义（第二任）和政治学家裴宜理（E.Perry）。现在的哈佛大学，以汉学研究为主要目的的哈佛－燕京学社和以当代中国研究为主要目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已经成为全世界中国研究的两大基地。 二、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动力 纵观当代中国研究50年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构成这一领域的发展动力在前30年和后20年是不同的：具体说来，在1949年后的30年间，美国及其他西方社会科学家建立当代中国研究的目的，是因为1949年是一个分水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结束了旧中国的战乱和分崩离析，而且宣告了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的确立。这种社会制度是一种高度整合的体制，它不仅与旧中国迥然不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甚至与当时的苏联也有很大的区别。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使美国政府、一些基金会和学术机构意识到了发展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因此在传统的汉学研究之外，有必要建立一门新的社会科学。 上述认识和看法，在费正清的论述中获得了清晰的表达：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费正清清楚地阐释了隐含在当代中国研究这个新领域背后的理论依据：“一场伟大的革命，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在于它将人类最广大的一群带入到一种新秩序之中……。对历史学家来说，现在我们既然已经拐了个弯、换了种角度，那么中国过去的一切看起来也就迥然不同……。我们现在必须研究共产主义，除了中国以外，还要研究苏联”。[4] 同前30年相比，1978年后的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动力不但来源于西方世界，也来源于中国本土尤其是中国知识界，但其共同的背景是此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20多年间引发了中国这个12亿人口的大国迅猛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在经济领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改变经济结构、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在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政治权力出现地方化甚至社区化的趋势（如村民自治和居民社区的民主化尝试），国家对社会的直接控制开始减弱，社会流动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职业和地位上都大大加强，文化的多元化和异质性也显著增加，这一切使得中国社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充满活力。但同时，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迁，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加大、环境污染加重、政治组织和个人的腐败行为日益突出、犯罪现象也越加严重，这一切使得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和困窘并存的现实，在引起全世界瞩目的同时，自然也引起了西方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和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家的共同关注。用《中国季刊》主编、英国利兹大学教授Brian Hook的话来说，世界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兴趣，最初“可能归咎于尼克松和基辛格在1970年代早期的努力，但是它能最终实现却是因为邓小平在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因为正是在这种政策影响下，1980年代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体系中已经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5]（p.163）事实也是这样，就西方尤其是美国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而言，正是中国社会在1978年后的变化，对他们原先抱有的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社会主义经济无法顺利地实现市场化并带来持续、高速的增长的看法提出了有力的挑战：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在原苏联和东欧步履艰难的朝向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在中国变得生气勃勃？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种运作机制迥然不同的经济体制并存的条件下，中国是如何获得持续不辍的经济增长的？在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的前提下，社会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分层结构，造就了哪些新的社会阶层？中国原有的政治色彩浓郁的文化在朝向何种方向发生转变，它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改变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在现有的条件下，中国如何解决自己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发展中的困难？而这一切似乎都与这样一个问题有关，即在毛泽东时代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之后，后毛泽东时代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影响和控制究竟是减弱了或仅仅是改变了方式？ 这些疑问为西方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从事相关的研究、寻找相应的答案提供了充足的动力。结果之一，就是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有关中国社会与经济变迁的学术论文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以美国两份社会学主流期刊《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和《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为例，在1978－1987年的10年间，其所刊登的文章没有一篇是关于中国社会的；但1988－1992年则刊登了5篇这类文章，而到了1993－1997年间，有关中国的论文则增加到15篇。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中，也能够看到同样的趋势。这些变化不仅说明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引起了西方学者更多的关注，同时也说明当代中国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狭窄领域，引入欧美社会科学的主流学术圈。既同主流学术圈进行交流，也同时充实着主流理论。像裴宜理所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研究就有可能从一个”消费领域”（依靠来自其他国家的研究来获得分析的洞察力）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即有能力产生令一般比较研究者感兴趣的原创性分析）。”[4] 在某种程度上，引发西方学者从事中国研究的动力，也驱动了在中国本土生活、从事研究的学者，或有过这种生活经历后留学海外的华裔学者将自己的目光投向自己的祖国。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中国学者加入中国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1）尽管在1978年前，就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学者在西方从事中国研究（如杨庆和林南），但现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在1978年后进入这一领域的，他们出国留学和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2）当代中国研究在中国的成长主要也是在1978年后开始的，原因为在此之前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及文化研究和妇女研究等社会科学学科在中国基本上都已夭折，即使经济学也只能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获得十分有限的发展；但是，1978年后，“中国社会科学的复兴，推动了系统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激发了对西方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浓厚兴趣”[6]，这种兴趣反过来促成了中国学者同美国学者的合作；（3）就中国大陆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当代中国研究不仅限于那些以中国问题为主题的社会科学分析，而且限于那些在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上受到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影响的研究，因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存在同导源于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对话和交流的可能；（4）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中国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其研究动力不仅来自于认识中国的目的，也来自于改造中国的宏大抱负。因为他们从中国社会100多年来的艰难历程中，早已理解了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哲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