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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当代中国研究的现状 从1950年代起至今，当代中国研究已经有了50年的历史。我们已经论述了这一领域的缔造人物、它的发展动力和主要发展阶段。现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大致描述一下这一领域的基本现状。 1、当代中国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横跨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综合研究领域。 当代中国研究不是一个单一的社会科学学科，它是一个横跨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综合研究领域。这样一种学科性质决定了它所涉及的议题十分广泛，包括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和艺术等各个领域中的问题，也决定了它的研究者来自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以美国西部当代中国研究的重镇之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为例，它的中国研究中心的近20名成员分别来自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比如，我们一再提及的赵文词，来自这个学校的社会学系，他早年研究中国农村，和陈佩华、J.Unger一起通过对香港移民的访谈，写成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陈村：毛泽东的中国一个农村公社的近代历史》一书，以及博士论文《一个中国乡村的道德与权力》。1990年代以后，他又转向中国当代的宗教研究。毕克伟来自这个学校的历史系，他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历史、中国农村、中国电影和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他和Friedman等人撰写的《中国的乡村：社会主义的国家》（1991）也是这个领域的代表作，这部著作在方法上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它欲图通过描绘河北饶阳一个乡村（五公）的近代历史（主要是1949年前后的20多年）的变迁，来奠定对中国农村研究的基础。而谢淑丽则来自政治学系，这个前克林顿政府太平洋东亚事务署的官员（1997－2000），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中美两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海峡两岸关系。此外，人类学家焦大卫教授从事大陆和台湾民俗问题的研究，音乐系的南希？戈教授则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音乐颇有见地。其实，不仅是一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中国研究都具有这种明显的科际整合特征。前述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先后由历史学家费正清、社会学家傅高义、人类学家Watson和政治学家裴宜理担任主任，就是这种科际整合特征的最好体现。 2、当代中国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学术研究工作。 尽管本文的论述主要以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为主，但这一领域确实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学术场域。我们已经用了相当的篇幅讨论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在美国以外，英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与英国政府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三个有关中国的报告有关。1947年的Scarbrough报告由英国外交部牵头，主要关注语言、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议题；1961年的Hayter报告由UGC （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发起，它将原先束缚于语言学系的当代中国研究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此后先是在亚非学院后是在利兹大学，率先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国学系，并开始出版专门的《中国季刊》杂志（1968）。从那以后，到1986年Parker报告提出之间的25年中，英国的许多大学都开始为当代中国研究学者提供教职，而研究的领域也极其广泛，当代中国研究的地位始得以真正确立。[5]（pp.166-170） 法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汉学研究的重镇，它的当代中国研究也始于1949年后。1958年，法国成立了当代中国文献中心；1980年后法国中国研究协会出版了名为Etudes Chinoises的半年刊，另外，法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在香港也出版了名为Perspectives Chinoises的中国研究杂志。同美国相比，法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没有那么兴盛，它的研究受到美国学界相当大的影响，包括毕仰高在内的法国当代中国研究学者都是由费正清等美国专家训练出来的（毕仰高曾经说，费正清是““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教务长”，曾经是而且永远是我们欧洲这儿的教务长”[15]（p.179））；不过，同美国相比，法国的中国研究更为独立于法中双边关系的变化。这种倾向的积极一面是，学者们的独立性较强；但它的消极一面是，法国的学者对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消极现象更为关注，其结果用毕仰高的话说，“会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历史的连贯性上吸引开去。”[16]（p.136） 除了欧美世界以外，其他地区的当代中国研究现在也呈现出了十分繁荣的景象。在亚洲，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起步较早。甚至在1945年前，日本出于了解中国的需要，就以当时的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展开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如当时的满铁株式会社下属的研究所；战后又于1946年成立了中国研究所。1997年日本爱知大学成立了现代中国学部，标志着学科化的当代中国研究开始确立。纵观历史，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可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为界限分为两大时期：此前的研究者常常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们思考的却是日本的问题（包括左派学者最先对“文化大革命”持肯定的态度，希望通过中国革命的方式为日本找到解决现代社会危机的途径）；此后的当代中国研究受到美国学界的影响，开始用单纯的“观察学”眼光来研究中国社会。[17]1993年，在庆祝香港中文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机构“大学服务中心”（Universities of Service Centre，USC）成立30周年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来自日本、俄国、法国、英国、美国、北欧和其他英语世界的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十分充分的阐述。这一会议充分说明当代中国研究已经成为一项世界性的学术事业。 3、当代中国研究已经在西方社会科学家和中国社会科学家之间架设起了相互沟通的桥梁。 当代中国研究兴起的时代，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相隔绝的时代。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除了少数1949年前出国的中国学者和来自台港地区的中国学者外，在这一领域中是没有中国大陆社会科学家的参与的。变化发生在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不仅向西方世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且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有机会接触西方世界的同行，也使中国的学生有机会走出国门接受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当代中国研究因其与中国社会的关联性较高，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相比，体现出了更为明显的沟通与合作的趋势。最初，在这种沟通与合作中，中国学者担任的角色较为次要，大多为向西方学者提供调查研究和收集资料的便利（如黄宗智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此后，这种研究的合作性和互利性越来越强，并且随着中国留学生或进入西方大学担任教职，或回国担任大学教职，他们在许多研究包括西方资助的研究中已经成了担纲者。1998年，在香港科技大学举办的“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的国际研讨会，同上述199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举行的那次研讨会最大的不同就在，有30多位与会者来自中国大陆，而来自美国的学者边燕杰、周雪光也都是1980年代后期出国的中国学者。与此相似，欧美大学中，当代中国研究也吸引了大批中国学生和学者。据统计，1993年，在英国利兹大学的17000名注册学生和访问学者中，进行当代中国研究的人数达400人之多，其中成百的人来自中国大陆。[5]（p.171）而在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专家毕仰高教授那里，同一时期就学的研究生就有30－40人，而且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16]（p.135）至于在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机构和相关的社会科学系科中留学和访问的中国学生学者就更是数不胜数。这种沟通既为西方学者全面而公正地了解中国提供了可能，也使中国学生学者有机会了解西方社会科学和当代中国研究的最新进展，并进而提高他们的综合研究能力。 4、当代中国研究不仅成了检验当代社会科学尤其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解释力的试金石，而且也已经开始成为解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问题、提升新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源泉。 当代中国研究所以能够在上述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1978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有关。应该指出的是，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这种成功首先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具有借鉴意义。1993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专家罗兹曼（GilbertRozman）在“俄罗斯的中国研究及其影响”一文中，深入分析了左右俄国当代中国研究一再误入泥潭的意识形态原因。在早期，由于1950年代苏联专家的“老大哥”身份和1960年代后中苏关系破裂意识形态批判的需要，“苏联和俄国都没有认真地研究中国，及时了解中国转变的意义以便从中汲取经验”。[18]（pp.143－144）但是，19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却使相当多的中国研究专家和普通人民产生了向中国学习的愿望。比如，1992年9月，在俄罗斯的改革中主张走中间道路的市民联盟领导人沃尔斯基就告诫政府：“中国在改革中没有遭到破坏，政府部门完好无损，但俄罗斯却没有充分研究中国的改革经验”。（p.146）尽管俄罗斯由于本国长期的政治危机和经济衰退，尚不能充分意识到中国的改革对俄国社会转型的巨大意义，但在世界包括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学界却对这种意义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加入WTO 、进一步溶入世界主流社会，中国独特的现代化经验一定能够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而当代中国研究也一定会成为当代社会科学中一门具有原创能力的显学。 来源： 社会学吧 作者简介：周晓虹（1957－），男，黑龙江尚志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学博士。应该说明的是，作者1999.4-2000.5和2000.7-2000.8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从事访问研究，因此，本文的成文应该感谢这两家当代中国研究机构提供的支持与便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