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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中国研究的主要发展阶段 具有50年历史的当代中国研究可以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种划分不是单纯人为的，而是确实具有内在的依据。这种依据来自几个方面：其一，当代中国研究的对象——中国本身在50年中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尤其是以1949年和1978年为标志的两个历史时刻，前者将一个高度整合的新中国与分崩离析的旧中国划分开来；后者则因为有声有色的经济改革，将中国推向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体系，并且真正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中国社会的这种发展和变化，不会不对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的兴趣和观点产生影响。其二，自1949至今的50年间社会科学主流观点的变化，这些变化自然也会影响到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的基本思路、分析框架和概念体系。比如，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认识，就直接影响到了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7]其三，中国本身的开放程度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决定了西方学者了解中国的机会和手段，也影响到中国学者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并参与当代中国研究的可能性。我们能够看到，在这50年间，当代中国研究的资料来源就经历了从单纯依赖公开的官方资料（50－60年代），到在香港的大陆移民中进行访问（70年代），再到去中国进行田野研究（80－90年代），最后到同中国学者进行有益的合作（90年代后）这样几个阶段。 在当代中国研究的分期上，1999年赵文词在香港科技大学召开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讨论会上，作了“五代美国社会学者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的学术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他根据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的不同看法，将自1950年代后期始到现在为止的40多年中的研究分为前后相继的五代或5个阶段，这就是：（1）第一代（50年代－60年代），现代国家取代传统社会，其代表人物为Franz Schurmann 和傅高义，他们的研究受到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很大影响，认为新中国这样一种社会体系本身是相互依存和协调的，因此旧社会中的那些传统因素失去了立足之地；（2）第二代（70年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妥协，其代表人物是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 ）和白威廉（WilliamParish），此时流行的观点是，尽管共产党体制下的中国采取的是现代组织形式，但它驾驭的是一个传统的或者说顽固的前现代社会，所以在许多领域国家是否能够实现对传统社会的改造还难以肯定；（3）第三代（80年代），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其代表人物是赵文词和魏昂德（Walder，A.），他们强调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影响；（4）第四代（80年代末开始），公民社会改造国家，这种观点的流行在学术界受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中的结构性变迁》一书英译本出版的影响，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则受到1989年后东欧社会变迁的影响；（5）最后，第五代（90年代后期），此时研究开始受到学界日益兴盛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研究者开始强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元复杂性。[7]（pp.35-56） 2000年7月，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戴慧思（Davis ，D.）教授，将上述50年的时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有哈佛大学的傅高义和杜克大学的林南；第二阶段自为70年代中后期，代表人物有芝加哥大学的白威廉、哈佛大学的默怀霆和普林斯顿的Gilbert Rozman；第三阶段为80年代，此时当代中国研究开始出现繁荣的景象，代表人物包括赵文词、倪志伟（Victor Nee）、魏昂德、戴慧思和G.E.Henderson ；第四阶段为90年代以后，此时出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量中国留学生进入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包括周雪光、边燕杰、彭玉生、陈向明、周敏、谢文以及来自香港的李静君。[8]所以会有这么多中国人进入当代中国研究，主要与这些人的年龄、经历和阅历有关，他们基本上都是文革时期在农村插队后出国留学的一代，因此对中国基层社会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 根据以上文献和看法，我们认为可以综合考虑50年来当代中国研究的理论导向、研究方法、合作状况和参与者的背景，将这一领域的发展分为四个前后相继的时期： 第一，奠基时期（50－60年代）。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两人，其一是历史学家费正清，其二是社会学家傅高义。这两位学者的贡献不仅在他们自己的研究，而且在他们对当代中国研究的整体研究。具体说来，费正清是实现传统汉学向当代中国研究转向的大师，而傅高义则因培养了怀默霆、戴慧思和赵文词等诸多学者而蜚声当代中国研究学界。 除了费正清和傅高义以外，最早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还有两位学者，其一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家Franz Schurmann ，其代表作是《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其二是康乃尔大学的人类学家施坚雅（William Skinner ），其代表作是《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和傅高义一样，他们在50－60年代的研究主要是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完成的，而且除了施坚雅的资料来源于1949年前在中国四川进行的田野调查以外，其他人都因为无法直接进入中国，而主要依靠官方的报纸及在香港收听的大陆广播为资料收集的主要手段。另外，由于当时美国社会科学尤其社会学界占主流地位的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因此傅高义和Schurmann 等人的研究受到帕森斯的极大影响。 第二，确立时期（70年代）。进入70年代以后，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不仅出现了一批新的研究者，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采取了新的理论范式，在研究方法上也与第一个时期有所不同。从理论上来说，由于此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已经日薄西山，用赵文词的话说，这使得“大多数最聪明、最能言善辩的研究生都自豪地宣称他们唾弃帕森斯的思想”，[7]（p.44）即不再将社会视为一个整合的、自我平衡的体系，这直接影响到当代中国的研究视角；而在研究方法和资料的收集手段上，由于1970年代后大批的中国大陆移民从各种途径涌入香港，其中有许多人或是农民，或是下乡知识青年，或是工厂工人，再或当过红卫兵，他们带来了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中国革命的内情，这为西方学者比较深入地了解中国提供了可能。这样，在70年代许多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都通过在香港访谈的方式来收集资料，这些研究大多在80年代初获得出版。[9]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魏昂德的著作，它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香港对80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的长达532小时的访谈基础上写成的。[10] 第三，发展时期（80年代）。1980年代的当代中国研究受到此时中国国内风起云涌的改革开放的影响。由于改革开放，不仅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而且使得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生活的相对宽松、文化的多元化和异质化发展，使得社会的力量壮大起来，并第一次真正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而在这种变化之下，对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真正有意义的变化发生了：他们被允许进入中国进行田野研究和资料的收集。1979年后，一批从事中国研究的美国学者进入中国，其中包括政治学家裴宜理、历史学家黄宗智和孔飞力（PhilipKuhn）、社会学家戴慧思等人；而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中国广东省政府更是在1987年邀请傅高义前往广东，用8个月的时间访问和考察了广东的14个地级市、三个经济特区、70个县和大量的企业，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有关广东发展的第二部著作《广东先行一步》。同早期的那本《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1969）相比，傅高义有关广东的新著作体现出此时当代中国研究的新趋势，即研究者开始将自己的视野指向“过渡中的社会”的成长过程。[11]（pp.395-425）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傅高义不仅分析了广东经济成功的原因，而且预测“如果政治环境能够给予广东人民更多的机会，那么在今后的岁月中，他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11]（p.viii）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比先前更为丰富，而且大量的研究集中在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开放上，内容涉及农村改革、市场转型、社会分层以及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等。[12] 第四，繁荣时期（90年代以后）。从1980年代末开始，当代中国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造成当代中国研究晚近发展的动力，一来自社会力量内部的变化，如前述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观点的影响，一来自80年代末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同时更来自于1992年后中国社会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其实，在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开始出现一大批中国年轻学者的同时，在中国大陆业出现了当代中国研究的热潮。中国的年轻学者或与西方学者合作，或按照当代社会科学最流行的理论模式和方法研究中国和中国社会，使得当代中国研究领域改变了以往研究中国而没有中国人参与的局面，从而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学术对话空间的研究领域。就像赵文词所说：“我们目前比以往更多地与中国同事一起从事研究，而不仅以他们为研究对象。”[7]（p54）1988年，在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成立之时，美国学者Michel Oksenberg的一封贺信点破了中国学者参与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性：“近年来，研究当代中国的学术机构风起云涌，遍及世界各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美国和加拿大，但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没有这种研究机构。现在，你们总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样，对全世界中国学的发展都将大有助益。因为，世界性的当代中国研究，不可能想像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参加进来，而能取得理想成果。”[13] 随着当代中国研究成为显学，1990年代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大为增加，并且如前所述，许多论文开始出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刊物上，这预示当代中国研究不再是一个非主流的边缘领域。[14]与此同时，在西方留学继而任教的中国学者也出版或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和论文，包括边燕杰的《中国都市的工作和不平等》（1994）、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1996）；而周雪光的中国组织制度研究、陈向明的城市化研究、景军的农村民俗文化研究、李连江的村民自治与政治参与研究，以及李静君的劳工和新中产阶级研究也都获得了中国研究学界的公认。[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