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比于城市，民间信仰在乡村更为重要，它确确实实是乡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的很多节日，当初就是从民间信仰演变过来的，现在已经成为大家的生活方式。比如清明节、端午节、冬至、春节、过年等等，都已经融入了日常生活、节庆习俗。民间信仰无疑会给乡村文化的重建提供非常重要的文化、社会资源。但是，那种私人的、碎片化、因人因地而不同的传统信仰方式又很难承担这一使命。 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与普遍，民间信仰的方式与关系随之改变了很多。城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空间的再生产，是对人们生活空间的再安排，从田园牧歌、鸡犬相闻的乡村空间到一种水泥森林、车水马龙的城镇空间，从四世同堂的四合院到核心家庭的公寓楼。这种空间的转换伴随着职业分工、谋生手段的改变，是一种从外到内根本性的转换。空间转换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外观的转换，更是生活在其中人们的生活、生产关系与活动半径的转换。如列斐伏尔所说：“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民间信仰在其信仰社会学本质层面也是一种根植于一定社会空间中的神人关系，在城镇化对空间的重新安排中，民间信仰当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民间信仰基本在乡村社会，以村庄、地域为主体活动领域，是信仰关系与地域关系、家族关系、业缘关系等方面的结合。所以，一旦这些生活方式进入城镇之后，原有的信仰主体就不得不超出家族、行业、地域等关系，变成了个人信拜的事情，成为一种个人对信仰活动方式的选择而已，演变成了私人、个己的生活、娱乐，甚至是消费方式。可以说，城镇化对民间信仰的冲击很大，随着固有村庄的慢慢消失，民间信仰也有可能会慢慢消失。曾经有个人跟我说，他是有信仰的人，但没法表达。我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信的是家乡的一个神，其他地方没有，只有回老家才能拜，只有在一个固定的空间之中才能进行祭拜。民间信仰跟佛教、道教一样，是需要空间的。于是，是按照理想化的意志进行空间再生产，还是充分回应民众精神层面，包括信仰、习俗等的诸多需求，给予民间信仰以相应的空间安排，成了在城镇化实践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 学界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也在不断加深，这方面能介绍一下吗? 李向平：从学术研究上来说，国内外史学界、民俗、人类学界等都做过不少很有价值的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农民起义就回避不了民间信仰这个问题，但真正把民间信仰作为宗教学一分支研究，或乡村文化传统研究的，应该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情。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五大宗教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民间信仰的活跃——它作为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的根基之一，特别是中国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近年来，民间信仰活动的确也越来越活跃，乡村文化的改变需要新的表达，民间信仰正好适应了乡村文化和精神需求这一新的表达。这是学术界更多关注民间信仰的宏大背景。 一般研究特点是，研究民间信仰总有等而下之的感觉，它既上升不到宗教，也上升不到文化。学术界的研究与关注也有不同的出发点。有的研究集中于梳理民间信仰的来龙去脉，在民俗、传统文化、乡村生活方面高度评价民间信仰，认为它是乡村公共生活的纽带;或者是为民间信仰正名，认为它应该像目前的五大宗教一样获得制度认可和社会定位，而不仅仅关注于民间信仰的作用，争取信仰空间而已。此外，还有基于宗教生态平衡的研究，希望民间信仰能在乡村生活中成为主体，这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根基所在云云。 除了上述研究，如何加强民间信仰的引导和管理也极其重要。有些信仰活动的确很浪费民间资源，有些地方确实存在“迷信”的泛滥，还有一些民间信仰也容易引起地方冲突，诸如风水等问题也能导致冲突，因庙会经济和香火经济引起的乡村械斗等等，需要法治化的规范管理。 依据我自己对民间信仰的研究，则是发现国家教化与民间信仰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别的中介，这就是传统的神汉、巫婆、方士、礼生、阴阳师等等，当代的香头、灵媒、仙人等等。一般来说，这些人物是民间信仰各种组织及其活动的代表或牵头人，这些人物的地位、身份，及其与国家权力、地方精英之间的互动方式直接决定了民间中国的信仰方式。 香头，香客之头领，主要从事组织领导香客进行民间信仰事务，是民间信仰中沟通人人、人神关系的中介，有着组织动员信众的能力。当代民间社会大致六种香头，他们分别是灵媒型、法会型、驻庙型、朝圣型、经纪型和家传型。不同的香头具有不同的民间资源动员能力与组织香客的方式，也有着不一样的社会关系模式。比如灵媒型香头，相对其他类型香头有着自身特有的优势，并能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信仰小团体，对其组织的信众有着绝对神圣的权威，但在超出自己建构起来的信仰共同体之外，灵媒型香头则往往被边缘化，失去了其权威性和资源动员力。总的来看，六种类型的香头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身所处的关系网络、熟人社会。所以，随着这些社会关系的迁转，其动员能力也发生相应的起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