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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其时”的编者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年风俗志》的编者娄子匡正值年富力强，其浓厚的民俗学兴趣与丰硕的研究成果也恰逢其时。之所以说“恰逢其时”，是因为他恰好处于中国民俗学运动的黄金时代。在中国民俗学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娄子匡的学术研究进展神速，学术成果也日益累积。 娄子匡是浙江绍兴人，少年时代即醉心于民间文艺，在浙江绍兴中学肄业时，就已搜录《绍兴歌谣》《绍兴故事》二册，后辑入国立中山大学民俗丛书，于1927年7月在广州出版。青年时代，娄子匡又为国立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主编的《歌谣周刊》、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上海文学研究会《文学周刊》等刊物，编撰了大量民间文学作品。 1932年夏，他与顾颉刚、江绍原、钟敬文等人在杭州创办了中国民俗学会，编辑了《民俗周刊》《民间月刊》《孟姜女月刊》《民俗学集镌》等多种关涉民俗学、民间文学类型的学术刊物。后又南北奔走，在福建、广东、四川等地，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分会10处，吸纳民俗学爱好者500余人入会。抗日战争爆发后，娄子匡迁离至重庆，在中国民俗学会重庆分会所在地编行了《风物志》周刊与集刊。在此期间，他自己也坚持不懈地从事着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 《中国新年风俗志》一书，正是娄子匡在杭州创办中国民俗学会期间，学会所筹划的丛书之一种。3年后，1935年1月，该书更名《新年风俗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其影响力更为扩大。这一版本成为后世读者经常能看到的版本，其封面重新设计印制，更为精致醒目，透着一股浓浓的中国“年味”，无怪乎当时代读者大有将其认作“贺岁书”之意(1935年除夕为2月3日)。 新颖可观的内容结构 书的封面主图，为两个小孩在给一对老夫妇拜年，老者手拿红包，面容慈祥;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春节过年时的场景，很是生动形象。 冠于该书的正文之前，除中国文学家所作的序言外，还有一位外国学者“爱堡哈特”的序言，也特别引人注目。 爱堡哈特（即艾伯华──CFN小编注）是一位德国博物学家，即柏林民族博物院艾伯华教授。他也是娄子匡主编《民间月刊》的忠实读者，对中国文化及民俗研究有着浓厚兴趣。在初步接触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相关成果之后，爱堡哈特曾于1933年2月致信娄子匡说：“在我们这里，流行了一种见解———以为在中国是没有神话和传说的。现在，从你们的杂志里，和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和杭州民俗学会的出版物中，我们才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可是，这边的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他们的作品，你们如果见到，一定会要发笑，因为在那里面所提出的许多问题，老早便可以被你们的饱学所解答了，所证实了。” 爱堡哈特为这新版的《新年风俗志》慨然撰序，不但说明了他个人对这部著作的认可与肯定，更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中国民俗文化历史之悠久，内容之丰富，积淀之深厚，本土本源的中国学者理应比西方学者更有发言权，理应比所谓“汉学家”更有研究深度。 书中对中国新年风俗的“横向”采辑，在当时也堪称“空前”，它记述了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湖北、河南、甘肃、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13个省份共27个地区的新年风俗。娄子匡的这“一铲子”可不一般，是倾尽全力，尽最大可能地存留了这百年间的“年味”的“原味”。他在自序中，不无动容地说道：“新年的风俗委实是耐人兴趣去探采，更是我们伟大的国土中所流传的各地不同的多量的风情。从它(新年)底行事提出某一个仪式和惯例，那就是一个巨大的丰富的值得探讨的课题。” 此书正文内容开始之前，印有“引歌”一首，这是一支“川滇蛮子新年歌”;而在所有正文结束的末尾处，还印有“余音”一曲，一支“广州元旦盲妹叫化歌”与之相应和： 唱首新年歌，当着新年到。大家赶唱罢!火节也一样，节到唱节歌，新婚也一样，喜到唱喜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