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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底层问题的“学术转向”与“道德分歧” 《天涯》上的围绕着“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在2005年11月以前基本上还是一个有条不紊地在进行的“专栏”，所发表的文字也没有引起太多的溢出“文化研究”的社会反响。这种状况因为大陆著名文学评论家南帆先生组织的一个关于“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的圆桌对话而发生改变。8这个对话是南帆与其博士生就关于底层的问题的“学术讨论”。这个学术讨论却引起媒介与网络论坛的高度关注，甚至刺激了一场不是关于“底层的表述”而是“知识分子的表述”的论争，许多网络批评指责这篇对话晦涩、空洞，堆砌了一堆术语，甚至有人认为这场对话是学院派抢占学术话语资源。“底层”问题本身在这场混战中被遗忘了，知识分子却成为了社会批判的箭靶。 南帆在《底层问题、学院及其他》一文这样回应批评者：“这篇对话的参与者充分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理论术语的频繁使用表明，我们试图引入各种理论模式分析诸多症结，从而展开问题的纵深——这篇对话甚至无法形成多少明确的结论。因此，这篇对话是低调的、探索性的，丝毫不存在术语炫耀的意图。”9仔细检阅《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的相关讨论，会发现南帆确实是试图将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政治问题”的底层纳入到一个文学史的专业领域来展开讨论，也就是说相对于此前《天涯》上的论述，南帆的这种视角是进一步地回归到文学专业领域内，来切实地讨论底层的被“表述”问题。但南帆并未能完全主导这场对话的方向，很多讨论超出了专业领域的规约，成为一种批判性话语文化。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可以弥补纯粹“文化研究”视野的空泛。南帆认为“知识分子的言说很大程度上源于知识谱系带来的伦理。他们将实验室里追求真理的精神扩展到社会事务上。这是超越个人和阶层利益承担社会事务和社会责任的基础，也是表述底层的冲动之源。”10底层与表述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关系结构，11也成为这个圆桌对话讨论的焦点。与会者毛丹武的意见就与前引刘旭的观点截然相反：“作为被表述的那个底层并不是因为表述而才存在的，虽然我们要承认正是借助表述，底层才可能展开多维度的丰富蕴含，但是底层仍然是先于表述而存在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论，只要是某种权力足够强大，它就可以通过禁止、取消关于底层表述的存在，从而取消底层的存在。”郑国庆在讨论中认为底层的显著特征就是“缺乏话语权，这表现为没有能力自我表述或者表述不能进入社会的文化公共空间，表述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参与不了社会话语的竞逐，没有发生的位置或管道，也就是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即此可见，对话的诸多内容仍旧在文化研究的“社会语境”里进行，而并非“学术化的文学表述讨论。” 参与者林秀琴的发言是所有与会者最具有“专业思维”的，扣紧了文学史与底层的被表述这一核心问题意识。她的追问很有文学意义与现实意义：“底层或者成为被拯救或者被启蒙的对象，或者成为拯救者，成为精神救赎的圣地。这两种经验也可以视作知识分子言说底层的两种方式，在不同的时刻使用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表达出来的可能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验。这意味着，底层只是一个言说对象。所以，哪一种底层经验更具真实性，更具有表述底层的有效性，实际上是个伪命题，在这个层面上不存在谁的表述更成功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恐怕在于，为什么在漫长的文学史，对底层的表述仅仅停留在这两种经验上，是被表述的底层缺少丰富性，还是文学史的表述缺少创造性和弹性？…还有，当我们面对底层这个被建构出来的对象时，我们是否应该质疑隐藏在这两种底层经验表述背后的话语机制？或者说，底层是如何成为文学史的重要符号？作为文学史话语权力符码的底层，和那个被排斥在话语权力场域之外的实体的底层，两者间究竟有多少心灵相通？”12 从上述引文来看，南帆主持的这个圆桌对话确实对于“底层研究”有一定的补充作用。但由于部分博士使用的“对话口语”过于学术化和时髦，导致这个本来有一定意义的对话迅速地被一场网络上的“口水战”吞没。这场混战也吸引了《文学报》等媒介的关注。对于这个对话更具价值或者说对于学院派知识分子更有启发的是来自两位文学评论家的批评。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张闳在《底层关怀：学术圈地运动》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底层’，根据不同需要，或被称作‘民间’，或被称作‘弱势群体’。其最具诱惑力之处，在于其道德上的优先性。在攫取道德资源方面，‘新左派’相对要敏捷得多。鉴于他们在‘理性’、‘文化’、‘美学’诸方面的资源匮乏，‘道德’的自我标榜也就成了他们最为迫切的资本要求。尽管他们实际上身处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底层的道德优先性足以舒缓他们内心的道德焦虑。而他们所做的却是，一面担任文化官员和学院精英，一面攫取农民的土地，将其改造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在那里表演‘农耕’的喜剧，并冒充‘底层代言人’。另一方面，‘底层’还是一块‘沉默的大地’。底层的沉默性，勾起了精英知识层的‘代言冲动’。但从几篇相关的文献来看，所谓‘底层关怀’的人士，实际上关怀的是如何将‘底层’转化为其‘知识言说’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考虑如何将‘底层’纳入他们的知识生产体系中。”13“底层”不再是一个学术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文化研究与知识分子”问题，而成为“新左派”抢注道德商标，进行话语表演和学术生产的富矿。这种道德批评虽然明快直接，也在某种程度上切中了问题的关节，但因为把“底层”与“新左派”直接地张贴在一起，便容易将问题简单化和意识形态化，而可能损耗关于底层的讨论本身具有的人文价值与社会价值。 与此相应的是上海另一文学评论家吴亮的《底层手稿》。他在文章中将对“关注底层”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批判推向了一个顶峰。就底层作为一个需要改善的“社会问题”而言，吴亮的批评确实是一针见血：“对于一个必须被实践触动的社会问题，人们的互助本性并非只有等待知识的唤醒才能开始行动，相反，某些知识还会使人们走向冷漠…人们迫切需要的不是由复杂概念构织成的学术之争，那些措辞晦涩华丽以至热衷玩弄愤怒感情的知识持有者关心的也许只是塑造自己的道义形象，他们将‘底层’看作是用来表现个人立场的‘文化象征客体’或‘良心客体’，却并不在意‘底层’的实在性，这种实在性由行动去介入而不是靠抒情就可以改变。…当知识持有者打定主意用一套行话‘表述’底层，并把重点放在他们擅长的‘表述’之上而忽略‘底层’在后谎言时代所具有的特殊历史性质和特殊现实性质时，他们就不幸地沦为某种‘象征性良心作品’的制造者——这种‘象征性良心作品’不仅是后谎言时代所需要的遮饰物，也是资本逻辑控制下由学院生产出来的特殊消费品。”14作者据此认为“底层”的表述者是在利用“底层”进行“道德讹诈和政治恫吓”。知识分子的道德感在当代中国确实已经面临深刻的怀疑，这种怀疑甚至影响到知识分子言说的“正当性”。任何言说都可能成为为某个特殊利益群体代言的证据，而知识分子在这种社会压力下产生了迅速的分化与重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