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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底层、道德与政治 “底层”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底层如何被文学性地表述的“学术问题”，也不仅仅是关于知识分子如何公共化进而为底层代言的“道德问题”，它也是一个关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处理自身在道德与政治的夹缝中的困境的问题。在这场延续两年多至今硝烟未熄灭的争论中，对于道德的政治思考始终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底层事实上也成为含蓄的政治文化批判的资源。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底层或者说民间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仍然需要坚守启蒙者的精英主义立场，为“无声的中国”的底层代言，试图通过重建社会中心来凝聚知识分子群体，建筑新的社会认同。另一些知识分子则觉得“底层”或者说“民间”蕴涵着巨大的文化、政治与道德资源。他们自觉地与自身所归属的阶层划清界线，发出了“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工人？”的浩叹，积极地投身于社会底层的改造运动，一些边缘知识分子急剧凝聚起来，在左翼知识分子领袖的领导下，自下而上地完成了革命。这种革命的成功在建国后进一步地强化了一种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的社会思潮，到了后来甚至发展到“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文化成为道德邪恶的来源，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指控同时又与对底层的“悲悯和讴歌”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把民国积聚的仅有的文化尊严感彻底拔除了，整个社会在一种虚假的平等主义遮掩下，充斥着一种粗鄙化的匮乏自由质素的公共文化。 这场对于底层的讨论也折射出道德在历史与政治中的扭曲与变形，甚至成为某些知识分子打压、攻击另一些知识分子的武器，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者，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认可道德在底层问题中的重要性。这种泛道德化的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根深蒂固的，最后往往容易导致本来可能有效的对话成为无意义的“诛心之论”，变成一场知识分子内部上演却无关乎底层的“道德戏剧”。阿伦特在分析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的“道德专制”时指出：“即使罗伯斯庇尔的革命行动源自悲悯的激情，但是，这种悲悯一旦展现于公众，它就不再是关切某一特殊的苦难，也不是关怀某一位有血有肉的个体。悲悯在这种场合变成为‘怜悯’（pity）。职是之故，本来是为真实的道德情感，现在，转变成为漫无边际的情绪，这种情绪似乎反映广大民众的无限无尽的悲苦、磨难。罗伯斯庇尔被这种漫无边际的情绪所掩覆，这使他无法跟任何一个人建立与维系稳定的关系。苦难的悲情似同汹涌波涛一再翻滚他的情绪…而淹没了所有一切具体之考量，包括了：人际之间实质的友谊，以及治国之道术的权衡。”15这种知识分子对“底层”的怜悯在阿伦特研究专家蔡英文看来，是“一种虚有其表的悲切情绪、一种居高临下下的非对称的人际关系、一种施小惠的态度。当贫苦无依、饱受经济匮乏磨难的广大民众蜂拥进入政治场景，‘怜悯’之情绪反映愈形扩散，而推促革命分子‘视怜悯为个人最真诚与真实的自我，同时将之投射于政治领域’。‘怜悯’一方面变成一种哗众取宠的自我展示；另一方面，它像一块海绵，盘吸了个人的自我，革命分子变成一位自我迷恋、顾影自怜的行动无能者。”16真正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关心“底层”的知识分子也许都可以从上引的两段话中吸取灵感，也只有对自身的道德悲悯怀有这种警惕的时候，才可能在争论和实践中不因为意气之争而忽略了“真正的底层”，才可能超越“行动无能”的“学院陷阱”，使底层的被表述和自我表述成为一个可期待的愿景，才可能构造一种知识分子内部开放性的真诚的对话氛围，而不是现在这种还没有诉诸行动就开始内部分裂的境况。 (原载于台北《思想》第六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