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祁连休著：《中国民间故事史》（上、中、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1月版。 原题：在祁连休《中国民间故事史》出版发布暨座谈会上的发言 首先祝贺祁连休先生的新著《中国民间故事史》出版! 作者在本书《导言》里指出：“中国民间文学史研究，是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而中国民间故事史研究，又是中国民间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尽管1958年出版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编著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初稿，1960年出版了修订稿)、1996年10月出版了祁连休和吕微主编的《中华民间文学史》，1999年9月出版了刘守华著《中国民间故事史》以及一些单项的研究著作，应该说，我国民间文学史和民间故事史的研究仍然没有走进成熟的时期。作为2007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姊妹篇，祁连休的这部百万字的《中国民间故事史》的问世，不仅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民间文学史的学科建构增添了一部重要的、基础性的、支柱性的著作，也堪称是全国人民在实施“振兴中华文化，促进中华文化大繁荣”这一伟大时代使命中贡献出来的一项重要成果。 如前引作者所说，中国民间故事史有各种各样的写法，而他是把《中国民间故事史》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民间文学史的一种体裁史——故事史来定位的。作者的这一宣示，及其在全书中“尽量充分地揭示出中国古代民间故事多彩多姿的面貌，而且突出其不同于一般笔记小说、通俗小说的民间文学特征”，即“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叙事特点、结构模式等，以及流传变异、故事类型”的研究旨意、价值取向、研究方法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当代环境(即范式的多样化、价值观的多元化)下，具有重要的、旗帜性的意义。这是我评价这部著作的基本前提。 具体而论，考察一部民间故事史写作的成败得失，如同考察一部社会发展史、文化发展史一样，不外乎把作者在书中所展现的史料、史识、史观三个方面来做判断的标准。 中国古代的民间故事浩如烟海，作者从春秋末年到清末民初两千多年来的种种不同类型的载籍中钩沉、梳理、选取出大量的(广义的)民间故事记录文本作为写作这部中国民间故事史的基本史料，并在对这些史料的鉴别、梳理、分析、研究中，建构起自己的故事史体系。借用《红楼梦》脂砚甲戌本的“凡例”中的话，“十年辛苦不平常。”作者在史料的搜集上力求全面、不遗落重要方面，并对不同类型和不同个体(或同一故事的跨时代流变)广泛地运用了文学的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法，以及不同时代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法进行辨析，使这部著作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在作为故事史写作主线的作品分析论述之外，作者还将不同时代的故事采录史、采录者、故事集，甚至讲述人，从学术史角度进行了条分缕析，肯定了或评价了若干有价值的民间故事专集，如三国魏•邯郸淳撰《笑林》、东晋•干宝撰《搜神记》等在中国古代民间故事史上的崇高地位，从而在作品分析之外，开辟了故事史书写的另一条主线，而这条线所展现的，是民间故事采录研究的时代思潮及其历史变迁轨迹。如作者所说：“《搜神记》在民间故事时采录方面的杰出贡献，不仅体现在它汇集了大量的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其中不少名篇佳制，在我国民间故事史上熠熠闪光。更主要是体现在采录者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大量实际运作，总结出一套搜集、录写民间故事的理论，从而增加了民间故事采录的自觉性，使采录民间故事的实践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上卷第154页)“《搜神记》无疑是我国民间故事采录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在民间故事采录史上，……不仅影响了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另外一批采录者的实践，……而且有力地推动了自隋唐五代以来民间故事采录事业的健康发展”。(上卷第159页)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经历了由口头形态到书面形态的变化，固然可能、甚至一定羼杂进了不同时代的文人士子身份的记录者们的时代的和个人的观念和情感，使民间故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就其所隐含的或所表达出来的价值观、道德观、人伦观、是非观、审美观、艺术观等文化精神而言，则总体上(经过细致分别)是具有普世价值或普世意义的。这一点是与作家文学迥然有别的。作者在阐释不同时代故事文本的涵义、不同故事类型的形成与嬗变及其与时代的关系、民间故事的跨文化(如印度佛教本生故事)交融与影响上的史识，也使故事史写作开拓了视野，尽管这方面还有开拓的空间。作者广泛地使用了类型观，要指出的是，他视野中的故事类型，与现代以来西方学者的类型迥然有别。 作者在两千年中国民间故事史的叙述上，其所遵循的历史观，显然是唯物史观和文化进化论。我们注意到，近年来进化论遭到我国一些学者的质疑，但我也注意到，这些学者并没有提出新的可信的理论来代替它对文化发展史的解释。作者笔下的中国民间故事发展进化观，包括民间故事的内容意涵的变迁(这一点很重要，形式主义的类型研究对此视而不见)，故事类型的消失与更新、新的类型的出现与繁荣，都与时代和生活的要求相关，况且这些发展并不是单线的进化。我们从作者对故事和类型的研究中看到，作者所遵循的观念是，民间故事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其被创作出来并得以流传，是在表达民众的意见。譬如，明代的美德类故事“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展现和赞颂抗倭英雄勇敢杀敌、视死如归的道德风尚的。这个时期，日本海盗即倭寇屡次对我国沿海各地，尤其是对江苏、浙江、福建一带进行骚扰劫掠，无恶不作，十分猖獗。在抗击倭寇的征战中，不但涌现了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民族英雄，而且涌现了许许多多的无名勇士，他们的凛然正义和大无畏精神，可歌可泣，永垂青史。”而这类故事及其思想倾向，在西方现行的类型研究里是完全没有顾及的。 《中国民间故事史》的问世，也同时也在学术上提出一些待解的理论问题。诸如前些年就提出来的断代问题。上世纪60年代，前苏联科学院的许多学者都参与了关于民间文学史的断代问题的讨论。我们的学界，至今没有对这个问题做过认真的深入的研讨，我们缺了这一课。记得1996年由祁连休和吕微主持的《中华民间文学史》问世时，我的评审和推荐意见中曾写道：“该著作在解决民间文学史课题中的两大难题──民间文学作品的断代和不同民族民间文学的相互影响──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可贵探索，在民间作品的断代和分期上取得了到目前为止比较满意的成果：即对前者采用了“文献─文化分析法”，对后者采用了“本文—异文判断法”。在判断作品产生时代和流传变异时，常以当代记录的文本甄别古代记录的文本的方法。他们的方法和实践，处于本学科学术前沿地位;在一些问题上有所突破。”类似这样的学术问题，还有待于我们的学界在研究讨论中得到较好的解决。 2015年1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