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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在当代中国——来自田野的民俗学研究》 作者：徐赣丽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 当今世界，时事虽然变幻无穷，全球化却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世界的文化格局也因此而不断被改写着。尤其是伴随着互联网等国际新传媒的发展以及信息产业和大规模跨国交通体系的高科技实现，全球化不仅在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突飞猛进，它还导致出现了世界范围的文化均质化。西方强势文化迅速地席卷世界各个角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其冲击下面临着衰落乃至于消亡的危机。因此，在世界各国，人们不约而同地开始珍视那些古旧的器物、传统的建筑及其相关的记忆。似乎一切过往的存在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新时代都具有了异样的价值，成为人们自我认同的依凭。于是，“传统”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珍稀资源，被赋予价值而衍变成为了“遗产”。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由于正处于农耕文明朝向工业文明、传统社会朝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转型期，由政府计划和强力推动的城市化目标也正在加速进展的过程之中;伴随着所有这些急剧、迅速和大规模的社会变迁，那些以传统的农耕社会为依托、为母体，并且积累和延续了数百年甚至于上千年的生计方式、生活方式、传统聚落等等，都有可能一去而不复返。现在，整个中国社会都意识到了“传统”对于我们的意义和价值。正因为如此，国家出于提振民族自信和不断增进文化软实力的考虑，一改长期以来秉承的以反传统为基调的激进的文化政策，开始重新认识和正面评价传统文化，并对那些承载着中国民众的历史记忆、内涵着民众智慧的各种文化门类积极采取了多种多样的保护性举措。 文化遗产既是世界性的学术主题，更是当代中国的重大课题，这也是本书书名——《文化遗产在当代中国》——的由来。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政府的文化政策和国人的诸多文化观念，也极大地增强了中国民众的文化自豪感。虽然也有一些民俗学者因为担心丧失自己的学术独立性而退避三舍，但总体而言，可以说中国民俗学界是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这场运动，并为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为民俗、风俗，亦即不同区域或不同生态环境下生成的文化，因此，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正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通俗”，前工业社会交通不便、信息沟通不畅等造成了千差万别的地方性文化。自从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社会大格局的变化自然也就带来了民俗文化的剧烈变迁和均质化，文化多样性急遽消减，这就为中国民俗学提出了全新的课题，亦即针对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展开实证性的研究。虽然在“文化遗产”这一范畴所内涵的项目领域之中，有很多是与历史学、艺术学等学科密切相关的，诸如文化遗址、艺术作品、古典文献等等，但在当代中国，最重要也最为迫切地需要采取保护措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更多地却是那些传统民俗文化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说，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研究，仍未脱离民俗学传统的研究领域，这意味着关注文化遗产目录中涉及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关注民俗文化的“遗产化”及其命运，乃是民俗学者的分内之事。中国各地的民俗文化已经和正在被卷入到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等各种各样的文化事件之中，频繁地以“地方文化”、“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义，通过重新建构和资源整合而被提升为应该受到国家和全社会保护的文化遗产。针对这种局面，中国民俗学的一些传统的理论和方法似乎有些捉襟见肘。民俗学曾经强调其研究对象是非文字的文化，但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这个理念却屡遭质疑，例如，女书文化、各种民间演艺的抄本、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的手抄歌本往往以汉字记音来传唱，这些都很难被切除在民俗学研究的领域之外。再如，民俗学曾经强调其主要研究下层文化，但无数多的案例研究却反复证明在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国家(朝廷)从来都是对基层文化强力介入的，而底层文化如果有可能，也会对上层文化积极攀附，很难简单地对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做明确的划分。所有这些均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问题的研究，反过来也会促进中国民俗学的成长与发展。 本书试图在“当代中国”这一大的背景之下，讨论民俗学以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这也是为了秉持并脚踏实地地践行钟敬文教授生前所倡导的民俗学不是历史学，而是现代学的学科理念。本书设定的学术目标既不是如一般的文史研究法对民俗文化所做的知识性介绍和描述，也不是关于各种习俗的溯源性探究;而是集中地以传统民俗文化急剧变迁的现状作为基本的思考对象，并由此来对当代中国的相关现实问题展开论说。对当前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某些社会问题做出自己的解释，就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诸多文化现象进行学术性探究，这正是中国民俗学之研究对象的当代性所要求的理所当然的时代担当。本书重点关注的对象——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中国的日常生活中，从上层到下层，从中心到边缘，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全国各地各民族各阶层似乎都家喻户晓了。非遗在学术界也引起了普遍关注，成为学术研究最热门的关键词，似乎已经形成“一个社会实践与学术活动的新领域”，民俗学的参与正是一个拓展自身发展空间的机会。不仅如此，关注当代中国的文化遗产运动，关注传统民俗文化如何被升华为民族、国家乃至世界性公共文化的进程及其相关问题，自然有助于民俗学在当前国家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进而也对民俗学的学科本身形成建设性的刺激，既拓展民俗学的学术领域，又增强民俗学的活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