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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作者的叙述和分析，在帮助我们理解了喜州地方文化复合性的同时，也就促使我们理解了喜州的地方文化是一种涵盖多元文化类型的人文类型，是一个超越了典型汉族或典型白族这样一种单一文化分类的社区。大理喜州地方文化的包容性向我们呈现了一种文化面对异文化时所表现出的智慧，今天这种源于传统的地方智慧比起当代那些强调文明冲突的思想家的言论来说，无疑更具有启发意义和世界情怀。所以像喜州这样的村镇，她的地方文化具有着超越性和包容性，当我们深入的了解她的历史与文化时，往往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的将会是一个丰富的人文世界。 地域崇拜与社会空间 通过回顾和述评学界对大理喜洲的研究史，梁永佳提出地域崇拜应该是进行喜洲再研究的关键路径。他认为，通过地域崇拜所反映的地域观念最能反映喜州社会和文化的复合性，而且相对于行政的或市场的社会空间建构机制来说，地域崇拜所建构的仪式空间也是当地唯一稳定和属于本土的空间观念（同上，35－43）。 那么在喜州的仪式空间中，表现了怎样的一种本土空间观念呢。梁永佳在调查中发现，大理喜洲是存在着两个地域崇拜体系的：一为“本主崇拜体系”，源于白族特有的信仰；一为由汉地传入的“非本主崇拜体系”。在这两个地域崇拜体系的后面，都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组织形式和相关仪式的支撑，但在功能上他们是一致的，因此在当地有着“一件事有两个神管”的说法。作者认为，本主崇拜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地域崇拜体系，穷尽了喜州的人文地理空间，而非本主崇拜有着与本主崇拜不同的逻辑，在地域关系上也有不同的组织方式和划分原则。书中详细地介绍了这两个地域崇拜体系的一些具体的特征，并进行了规律性的总结，通过对这两种崇拜体系的神祗、组织、空间规律和仪式进行归纳和比较，作者指出，这两个地域崇拜体系代表了两种本土空间观念，一种把地域分成各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另一种则把地域分成相互关联的部分，但是在喜州的地域崇拜中，并没有一个相关的仪式能够将这两个存在着一定矛盾的信仰体系统一起来。 所以从喜州社会的内部来看，喜州社会所呈现的二元社会空间是一个矛盾和分离的现实。也正是这一现实让我们认识到，仅依据于社区内部的观察对这样的问题进行阐释，是存在着相当困难的。而梁永佳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视角方法上有着一定的尝试和突破，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 “以往的研究，以许烺光先生的《祖荫之下》为代表，是从社区内部的文化特色和社会结构入手的，很少顾及社区外部的状况，通过再研究我意识到，只有走出喜州，关心喜州人在喜州之外的活动，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喜州的文化。”［5］ 在内部观察的基础上，加入外部的视角，梁永佳采用了一种从“非”喜州看喜州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当地超越地方观念之上的朝圣体系（接金姑、送驸马、绕三灵）的研究，梁永佳发现在超越社区的朝圣仪式中，喜州的两套在象征和仪式关系上分离的地域崇拜体系被融合在一起，那些支持两套体系的种种象征、仪式、组织的区别被全面消解。为解释本主和非本主两套地域崇拜体系，是如何在超社区的朝圣仪式中被融合统一的这一问题，梁永佳采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并运用了杜蒙有关等级和涵盖的论述。在“朝圣”一章中，他详细描写了一个超社区的朝圣体系。在接下来的分析之中，他指出，当地的朝圣活动和“金姑”的传说故事有关，且围绕着以“神都”为中心的朝圣仪式，是超越或涵盖了本主和非本主的地域性崇拜的重要活动。通过本书的分析和描写，可以明白在当地的三个地域崇拜体系中，各种具体的象征和仪式实践，都存在着“内\\外”的结构关系。在本主和非本主之间，表现了内\\外、男\\女两种基本分类的结构对立，而这种对立和矛盾被朝圣所体现的价值结构所超越和涵盖，从而形成了一个地域崇拜的等级结构。因此流行于整个大理地区的朝圣与喜州社会内部二元社会空间的相互关系，在象征、组织和仪式上体现了一种结构性的涵盖关系，从而在当地社会构成一个具有矛盾涵盖性质的等级空间。这种空间结构具有一种张力和包容性，为当地社会“和而不同”的复合文化这一特征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表现在喜州地域崇拜中的这种空间结构等级关系，在以往的社会空间研究路径中是较难被理解和阐释的，而梁永佳通过仪式\\象征的研究路径获得了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力，因此《地域的等级》一书，在地域崇拜与社会空间的探讨上有着一定的理论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