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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的研究指出，《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以其“新拓扑历史主义”的视角和话语理论，而成为中国学术界前反思性阶段即仅仅消费、搬运后现代学术阶段的结束而进入反思性阶段的标志性著作。周宁以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出色的知识系谱化能力，有效地回答了“中国”和“中国形象”的问题在西方现代性以及东方主义话语谱系中是如何形成和被建构起来的问题，为我们揭示出了一个西方现代性观念动态结构以及意象关联性中的中国形象的完整认识结构，从而为重新建构主体性中国形象打下了十分坚固的知识基础和理论基础。由周宁的研究过程还可看出，要从中国视角参与到世界秩序原理重构和意识形态话语争夺，首先必须建立起一种自我批判和自我纠错的话语机制。 关键词：西方的中国形象，现代性话语机制，知识系谱化，新拓扑历史主义，主体性中国形象 颇有意味的是，在我准备做周宁博士的关于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批评性研究之前，脑海里居然反复地叠现着学界流传颇广的朱苏力先生的一句话：法学家，什么才是你的贡献？周宁当然不是法学家，但他的学术贡献确实相当重大。无须讳言，周宁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当然还是体现在文学学科上的，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我想可以用大家都知道的余虹先生的这句话：“在当下盛产理论的年代我们却没有理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周宁是个极为难得的例外。这种难得即难得在其特别例外地具备有对西方现代、后现代理论的反思和批判能力。暂且不论周宁对早已是文学学科前沿的比较文学的贡献如何，即便是跨文化研究，其理论前沿的概括能力和先锋能力，国内文学理论界堪能其匹者也属不多见。或者毋宁说在国内思想界，周宁的贡献也堪称重要，如果没有说错的话，至今没有一个理论家、思想家能够像周宁这样可以对构成世界的秩序原理进行如此深入而全面的解读和批判。假如说我们真的有伟大的作者的话，那么他首先应该是个“伟大的读者”——老实说，国内时至今日“伟大的读者”实属稀有，且不说那些抄袭剽窃者们了，即便学风纯正，能够像周宁这样读书的，可以作为例子来举的实力学者中大概只有邓正来和陈平原寥寥数个了。读书很多的人当然不是没有，但能读到“伟大”（我说的“伟大”其实是指解读和批判的综合能力）者就得让人肃然起敬了。更重要的显然还不在这里，毋宁说更有说服力的是其背后的学术冲动和问题意识，比如：“21世纪，如果我们真正想在中西文化之间建立一种‘交往理性’，完成我们的文化自觉，我们将如何开始？”①（p15）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真正的大学者常常会有着一个终身性问题伴随着自己一生，而上述周宁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估计实际上已经伴随了他许多年，而且我相信还会继续伴随他许多年，直至他自己所认为的那种“交往理性”真正建立和“文化自觉”真正形成的那一天。 然而，就像邓正来先生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通过这种‘事先回应’的方式开放出本书有可能进一步提出的理论问题，比如说，建构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甚或中国自己的有关中国未来和世界未来的理想图景，为什么要重新定义‘中国’？根据什么定义‘中国’？如何定义‘中国’？”②（p49）如果允许我也借用这种“事先回应”的方式，那么，“为什么要重新定义‘中国’”、“根据什么定义‘中国’”、“如何定义‘中国’”等诸多的理论大问题也一样将会一一被呈现了出来。也如邓正来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所关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孤立的中国，而是一个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变局。”②（p9）而周宁跟邓正来的巨大不同，便在于“我们的研究更倾向于使用‘中国形象’，而不是用‘中国观’来讨论这个问题。理论前提的变化决定概念术语的选择，‘观’意味着对现实的某种‘观念’或‘观点’，本身就包含着客观性与真实性假设；而形象作为一种文化隐喻或象征，是对某种缺席的或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想象性、随意性表现，其中混杂着认识的与情感的、客观的与主观的、个人的与社会的内容。”①（p7）简单地说，周宁与邓正来的主要理论分野，在于前者着力于揭示“不确定性”后者则着力于揭示“确定性”。即便如此，在我看来他们二人在不少的时候其实形成了诸多的理论交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或批评乃至批判，主要是针对周宁的代表性论著《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上下册）一书，并无与邓正来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意图，但因为理论上的某种前沿性难免涉及交叉分析，本文也即仅仅局限于一些交叉分析；而对周宁本人的许多其他著述，诸如比较文学、戏剧理论研究以及其他的跨文化研究或编或著部分，本文也暂不涉及。在此试图集中追问的，其实也便是上述“为什么要重新定义‘中国’”、“根据什么定义‘中国’”、“如何定义‘中国’”等系列问题，毋宁说我们的相关追问本来就应该从周宁的这部（洋洋七十三万言）标志着理论界乃至学术界“前反思性”阶段正式宣告结束的代表性论著开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