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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事情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关键要看西方内部自己发生了什么、需要什么、准备干什么。周宁说道：“20世纪开始的时候，从传教士、军人、政客的报道到小说诗歌，西方文化表述的中国形象，基本是贫困、肮脏、混乱、邪恶、残暴、危险的地狱，集中在有关‘黄祸’、义和团与唐人街的恐怖传说中。其中‘黄祸’是有关中国形象的一种极端意识形态化的心理原型。”③（p353）这种“恐慌”未必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黄祸”幻境，甚至是义和团的“真实”和以傅满洲博士为代表的“黄祸”实在——这种恐慌已不是远在天边的义和团，而是近在眼前的华人移民，那些在西方人看来丑陋、阴险、狡猾、肮脏、冷漠而又勤奋、麻木、残忍、野蛮的“中国佬”。周宁深刻地分析道：“‘黄祸’与其说来自中国现实的威胁，不如说来自西方种族主义思潮中对庞大的外族人口的某种‘心理上的’（mentally）的排斥、仇视与恐慌。‘黄祸’是一种心理幻象，这种幻象可以追溯到对阿提拉入侵罗马帝国，拔都入侵中世纪欧洲的恐怖记忆。庞大的异己人口本身就给西方人造成心理压力与恐慌。如果他们不好斗也不好动，麻木不仁，那么最多也只是反感与厌恶，世界上竟有这样一个卑劣的种族存在而且不断增长；如果有一天，这么庞大的人口突然变得嗜血好战，武装到牙齿，反感或厌恶就变成了恐惧和仇恨。”③（p356）就像1750年前越没有亲历中国的对中国印象越好（如门多萨之于利玛窦），1750年之后反过来越是没有亲历过中国的对中国印象越坏（如黑格尔之于德庇时），20世纪的西方中国形象更是处于“精神分裂”状态，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交替出现，一个乐园般光明，另一个地狱般黑暗：前者如爱诺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等，后者包括过去热情歌颂中国的赛珍珠与卢斯而今也以同样的热情诋毁红色政权，由“黄祸”演变而来的“红祸”（或“中国威胁”），“镇反、三反五反、洗脑、蚂蚁山、极权主义怪兽……一系列新出现、用来形容中国的骇人听闻的新词汇，构成了西方人想象中邪恶可怕的中国形象。”③（p386）周宁借用费利克斯•格林的话发挥说：“美国这种忽左忽右、偏激极端的态度，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美国的传教热情、市场神话、恩抚主义与普世正义激情，曾经使他们对中国情有独钟，这种过分的热情与期望，导致30－40年代对中国形象的美化。蒋介石失败，毛泽东胜利，中国的剧烈变动以及红色中国对美国的敌视，彻底打击了美国文化的自信与价值观念。于是过分的期望导致过分的失望，最终酿成某种极端化的仇恨与恐惧。”③（p395）也就是说，这种“精神分裂”并非无规可循：无论是乌托邦化的还是意识形态化的也即美好的中国形象还是邪恶的中国形象，其实都不是真实；而且就像这两种原型在1750年前后完成了一次转换，在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中又不断交替这种重复，几乎每四分之一世纪交替一次。 整整七百五十年，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断被建构又不断被拆解，不断在重复又不断被注入新的血液或内容，类型不断在变化又不断地回到原型，话语不断在孵化甚至在不同的知识领域撒播，涉及的各类文本卷帙浩繁，这样的观念史研究必然要求对诸如历史、地理、社会、风俗、语言、文化、思想、文学、艺术、宗教、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国际关系等等侧面进行不同程度的系谱化处理，其实也就是对一个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全面要求和考验，所谓“十年磨一剑”，周宁不仅经受了这个国内学者罕见的考验，而且极为漂亮地对他所进行系谱化的种种均进行了有效的解构。假如说他的对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的揭示就像笔者一直所强调的那样精彩之至，以至让我有时不得不故意忽略了他的详尽研究之后所得出的颇具理论高度的结论，那么，我必须在此特别指出：周宁为自己设定的“中国形象是个观念史范畴，作为西方现代社会集体想象物，它随着西方现代精神结构的变化而变化”③（p342），“西方的中国形象以1750年前后为界出现两种极端类型，最终不是因为中国的变化，而是西方文化本身的变化；不是西方的认识能力问题，而是西方的表述差异问题。因此，揭示西方现代文化结构中美化或丑化中国的两种极端化‘他者’形象的动力原则，分析中国形象实现西方文化自我认同与超越功能的方式，才是我们研究的理论落实之处”③（p345）的理论任务，完成得相当完满。也许更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除了精彩地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动力结构和意义生成原则之外，更是立体地揭示了西方的内在文化话语的生成机制和精神结构，从而为我们洞开了西方理论的种种内在的话语真相。在此，我还要指出甚至周宁本人都未必同意的他的这种精彩揭示的深刻性和重要性还在于：在对诸多极不确定的形象话语、文学话语、意识形态话语以及相关理论话语等的深入梳理和揭示，他的详尽研究成功地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立体的确定的西方中国形象的认识结构，从而为我们重新建构主体性中国形象打下了十分坚固的知识基础和理论基础。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