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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诸如哲学家莱布尼茨在罗马遇到受康熙之托回欧洲招募精通历法的传教士闵明我神父如获救星，近80年后即将出任法国财政大臣的杜阁向华裔教士高内思与杨德旺求问的30个问题，大多涉及财富、土地与农业问题，跟当年莱布尼茨求知的30个问题偏重于技术与发明不同，主要关心政治经济，对中国知识的不同侧面的兴趣，其间既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变迁也引发了内部思想革命和文化论争等等，如果知识谱系价值还不算高的话——那么，周宁提供的“在中国，耶稣会士被朝廷抛弃，因为他们宣传西方的基督教；在西方，耶稣会士被教廷抛弃，因为他们宣扬中国道德。西方的礼仪之争起初在教会内部，继而扩大到社会，当哲学家参加进来并利用中国道德攻击基督教神学，中国形象成为无神论者的武器时，耶稣会士的罪名就落实了。他们因为塑造了一个优越的中国文明的形象，成为教会的敌人。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他们痛心疾首，他们不仅被北京朝廷出卖了，被罗马教廷出卖了，也被自己发明并努力的事业出卖了。他们希望成为基督教的圣徒，结果几乎变成基督教的叛徒”③（108－109）等，这种知识含量就可能具有震撼力了。还不仅仅是耶稣会士们的殉道精神，更重要的是他们所遵循的知识逻辑不自觉之中为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转型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而在我看来，周宁特别值得称道的贡献便是为我们当下中国学术界真正厘清了西方现代性的发展的内在精神结构及其相关的庞大的知识谱系，而且这个贡献几乎是开创性的同时也是奠基性的（此容后再详述）。周宁指出：“西方现代文化的发展，在总体上是一个理性化过程。宗教与哲学的冲突，远不能揭示其多元复杂的精神结构。在西方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基督教自身也在理性化，对现代精神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如果我们为16、17、18这三个世纪找出每一个世纪关于中国的畅销书，16世纪是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17世纪是基歇尔的《中国图志》，18世纪则是杜赫德的《中华帝国通史》。杜赫德同样没有去过中国。每一个世纪的中国畅销书的作者，都不是中国的亲身经历者。杜赫德试图全面地介绍中国，有社会各方面的知识，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读者可以看到中国的富饶与强大，也可以看到中国的贫困与落后；仰慕中国者与批判中国者，伏尔泰或孟德斯鸠，都可以从中找到他们需要的资料；从孟德斯鸠到马克思，都将《中华帝国通史》当作他们思考中国问题的根据。18世纪传教士们关于中国的著作可以装备一个图书馆。……如今人们已无法想象那些落满灰尘，沉睡在图书馆某个角落的耶稣会士的著作，当年是如何激动人心，如何影响并塑造西方现代世界观念与自我意识。”③（p107－108）紧跟着爆发的有关中国的礼仪之争并扩展为以中国形象为话题的哲学与宗教之争，让莱布尼茨试图调和知识与信仰、哲学与宗教的冲突的希望很快落空。尽管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西方对中国智慧的热情一直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但是，从自然神学到自然哲学、从自然哲学到政治哲学、从政治哲学到政治经济学论争不断，而且参与论争的都是当年西方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如伏尔泰、格罗蒂耶、培尔、沃尔夫、笛卡尔、洛克，经济学者有重农学派领袖魁奈和试图超越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的纷争的亚当•斯密。“‘孔夫子的中国’形象在启蒙运动时代的西方文化中，经历了宗教之争，西方交汇中的开明人士希望利用中国的儒家哲学的理性，恢复基督教神学淳朴、自然的道德基础；经历了宗教与哲学之争，孔夫子的哲学作为‘异教徒的德行’的代表，被无神论者或有神论的哲学家用来批判基督教正统主义者，打破教会对思想的垄断；经历了哲学与政治之争，哲学家用中国的‘哲人政治’或哲人王乌托邦挑战王权，希望用理性而不是暴政统治人间；经历了政治之争，哲学家与进步政治家试图以中国的皇帝为楷模教育欧洲的国王们，希望他们推行改革，建立开明的君主专制制度；经历了经济之争，重农主义者们宣传中国的农业经济政策，希望以挽救法国即将崩溃的国民经济。”③（p126）尽管在那每一场争论的结果似乎对西方的中国形象均不利，但是，周宁的相关知识谱系的展开在中国本土准确说是第一次揭示出了西方现代性发生的全面理性化过程，与此同时还在某程度上揭示出了西方现代性话语的真相及其那种充满活力的话语机制的确立过程，周宁其功甚伟矣。特别敏锐的还有，周宁进一步进出：“15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在思想上的成果到17世纪才表现出来，那就是继地理大发现后的文化大发现。如果地理大发现的政治经济价值主要表现在美洲新大陆，地理大发现的思想文化价值则主要表现在亚洲旧大陆。”如果没有真切深入的全面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也恰是我以为周宁揭示的过程比得出结论本身更重要的关键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