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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性本质的揭示，也即政治哲学的转型问题，直接涉及“孔教理想国”的“祛魅”之根本。周宁特别指出了一样在“延长的16世纪”中问世的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并以为马基亚维利拒绝了古典政治哲学的神学与道德基础，开启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他说：“博丹说，马基亚维利在教君主权术，使他们变成暴君。可正是这种赤裸裸的教唆，才揭露了君主专制的本质，破除了人们关于开明君主的软弱麻痹的期望，幻想开明君主统治的乌托邦的幸福不仅是愚昧的，而且是危险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利奥•斯特劳斯将马基亚维利当作西方现代性三次浪潮的先驱，因为现代性的核心就是一种政治哲学。”②（p209）法国大革命的“启蒙之光”最后变成断头台上的“血光”的时候，暂且不论理论层面包括托克维尔在内的后世思想家如何做出深刻深入的全面反思（比如文学化的偏激和绝对主义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其主要的精神特征之一），在现实层面，最典型的是歌德，在世事动荡的岁月里逃避到内心与纯粹的精神世界“专心研究中华帝国”，“这种转变是具有普遍象征意义的，它预示着中国形象在西方社会文化结构中功能的改变。浪漫主义对现实世界的政治革命失望，普遍退回到‘去政治化’的‘内在精神自由’中，追求一种遥远的、神秘的精神上的圣洁与宁静。”③（p216）于是，乌托邦化中国形象“孔教理想国”随之转化成为“中国情调”和“红色圣地”另外两种类型。其实，“中国情调”和“红色圣地”两种类型是在近二百年的西方社会变迁中对中国形象话语谱系的具体再深化和细化，完全得益于周宁对其历史脉络与意义幅度的了然于胸与有条不紊的梳理。 如前所述，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跟现代性进程和相关的知识谱系勾连在一起的，那么“中国情调”也好“红色圣地”也罢，跟对西方现代性既是个“整体性概念”也是个“分裂性概念”紧密相关。关于“整体性概念”，前面涉及较多，主要表现在社会现代性方面，关于“分裂性概念”，周宁认为：“现代性的分裂是西方现代性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的作者马泰•卡林内斯库指出：‘无法确言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可以说存在着两种不同却又剧烈冲突的现代性。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前半期的某个时刻，在作为西方文明是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另一种现代性，将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自其浪漫派的开端即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的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到自我流放……”③（p222－223）这另一种现代性，也便是审美现代性。或者通俗的表达则是，所谓政治期望和审美期望，二者互为冲突而又互为推进，换成周宁自己的表达：“我们在西方现代性观念深处研究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同时关注其话语谱系的转折断裂与承继关联的因素。20世纪西方文化危机与向东方寻求的文化浪潮构筑的乌托邦化中国形象，有唯美主义、道德主义两种倾向。唯美主义倾向是后启蒙运动时代现代主义美学期望的积蓄，道德主义则复兴了前启蒙运动时代的道德理想国想象，为审美现代性的‘孔教理想国’回归社会现代性期望，昭示可能性方向。”③（p242）尤其是话语谱系的“转折断裂”与“承继关联”，更显周宁理论深化的张力和细化的功力——周宁之所以与众不同，便是每每他都要找寻出各各理论的因果，而不是像诸多“学术游击队”们那样倒果为因——一方面，“浪漫主义文学在东方情调背景下想象中国，不过是整个现代主义语境构筑的审美的‘中国情调’的一个开端，从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从唯美主义到颓废派文学，中国形象始终是作为一个感性的、唯美的、超越的、神秘的异域想象空间出现的。……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情调，加之不再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现实的力量，而是作为一种逃避社会的、个人的、审美的幻境。这一审美乌托邦化的中华帝国形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延续到谢阁兰、马尔洛、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作品中。”③（p221）而对两种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周宁的梳理是这样的：“后启蒙时代审美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的意义，可以追溯到前启蒙时代，追溯到17－18世纪间西方社会文化生活追慕的一种‘中国风格’，并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而前启蒙时代的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得到的政治意义延伸到后启蒙时代，‘孔教理想国’在20世纪初复兴，一直到‘红色圣地’的乌托邦化中国形象类型出现。”③（p243）体现在社会现实层面，17－18世纪间的“中国潮”表现在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哲学、历史、语言方面的经典话题，中国瓷器、丝织品、茶叶、漆器，中国工艺的装饰风格、园林艺术、诗与戏剧，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体现在文艺和理论层面，诸如巴罗克的统一对称让他们厌倦，洛可可艺术的美学理想恰好对应了中国风格的不对称性审美特征，“《中国佬的来信》令人想起启蒙运动时代流行的信札，像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阿尔央斯侯爵的《中国人信札》、哥尔德斯密的《世界公民》”③（p246）等，赛珍珠的《大地》则无疑成为了田园牧歌的乡土中国的最新缩影。之后著名的是“孔教理想国”的变体，爱诺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斯诺不仅发现了一个‘红色理想国’，而且发现了一个红色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斯诺笔下的毛泽东，令人想起白晋笔下的康熙，完美无缺，既是一个学者、哲学家，又是一个政治军事领袖。”③（p253）后来法国的波伏娃以及Ｊ．克里斯蒂娃和“原样派”等，仍然怀有“革命理想”，他们相信前卫艺术可以成为政治革命的意识形态，再次幻想将文学转化为意识形态进而完成社会革命，一直到五位“原样派作家”访华的中国之旅成了“幻灭之旅”，西方想象的最后一位哲人王终于离去。同时也让自启蒙思想家以来因为“孔教理想国”重视文人而倍加推崇的文学化政治可能走向了终结。另一方面，1750年成为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周宁的系谱梳理则在宏观的西方扩张史和中西力量对比中展开论述，无疑是特具说服力的。从地理上的发现新大陆到文化上的发现旧大陆，以及开辟新航路到资本主义扩张，西方面对的背景则是：“1650年前后，亚洲的游牧文明扩张达到历史的高峰，他们在波斯建立了萨菲帝国，在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在中国建立满清帝国，虽然在经济技术上都已相对停滞，但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的扩张仍在继续，而且相对于欧洲而言，依旧强大。就中国而言，1650年至1750年，正是满清帝国逐步走向盛世的一个世纪。”③（p316）到了1750年前后才成为历史的分界，“东西方关系的格局变了，西方扩张进入最后的凯旋阶段。造成这种变化的历史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以莫卧儿帝国崩溃为开端的东方帝国先后衰落；其次是早期工业革命武装了英国的扩张力量；再次是‘中国潮’影响下欧洲市场对东方产品的需求加大；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因素，还在于鸦片贸易。英国人用印度的鸦片扭转了西方三个世纪对中国的贸易逆差。”③（p321）也便是从这里开始，西方的中国形象从他们五百年的乌托邦美化基本转化成为意识形态的丑化，从仰慕到憎恶，似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