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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与马可波罗是同时代意大利人，他们几乎同时预感到即将到来的文艺复兴时代是个君王的时代。……中世纪晚期出现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想象中的一种解放力量，其世俗象征对基督教禁欲主义构成的否定性暗示，已足以诱发西方文化自身的一场革命。”③（p32－33）当欧洲人探寻新航路、阅读注释古希腊罗马文献，发现新世界与发现古典文明同时进行，中世纪结束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开始的时候，那种变化是真正的天翻地覆，而真正的全方位变革还是来自内部，“传奇的中国渐渐淡出，地理的中国越来越明确。这个过程在欧洲社会完成，用了将近两个世纪时间。”但“财富与权力的世俗天堂”始终对他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1585年从政治制度到技术器物全面赞美中国的门多萨神父的《大中华帝国志》出版，一种新的话语类型或新的中国形象出现，用周宁的话说：“这种形象类型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中国形象最优秀、最有启示性的侧面；二是中国形象开始了一个新的、或者说再传奇化的过程，人们在社会制度变革的期望中塑造中国形象。”③（p59）在那个被沃勒斯坦称之为‘延长的16世纪”的大时代，在周宁看来更是个“真正浪漫的时代”，而且是个充满创造性的时代，西方发动的包括世界经济体系、多民族国家体系、多元文化体系的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了：“西方现代多元文化体系的核心，是西方文化构筑的一整套带有某种虚构的统一性的世界观念与西方现代性自我意识。出现在西方现代性‘他者化’的东方想象中的大中华帝国形象，光彩夺目，其制度文物不仅优于西方，甚至优越于世界其他文明。”③（p73） 在“延长的16世纪”直至启蒙运动，周宁笔下最浓墨重彩而又精彩纷呈的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们，甚至可以说在他的整部论著中把许多的篇幅都给了他们和跟他们交往、论战或者以他们的书简等为思想资源的哲学家们。没有传教士西方的内部全方位变革是难以想象的，由于他们的信仰热情、守护知识、人文主义情怀，他们成了西方现代性五百年呼唤的最重要力量之一。就如同没有哥伦布、达伽马发现新大陆新航路，现代西方扩张与全球文明的历史无从开始一样，没有耶稣会的以“东方书简”（所谓1542－1570年的印度信札时代、1570年以后的日本信札时代、1583年以后的中国书简时代）等为标志的“传教先锋”行为，西方现代性的发端也是难以想象的。意味深长的是，当《大中华帝国志》出版，利玛窦神父成功来到中国传教并终于如愿居留大明朝皇城北京，传回“契丹仅仅是中国的另一个名字”的消息，耶稣会总部仍然将信将疑，决定派出葡萄牙修士鄂本笃到实地考察。周宁指出：“中世纪基督教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的世界性僧侣教会王国，地理大发现以后，教廷，主要以耶稣会、圣方济会等修会为先锋，发起了新一轮的传教浪潮，试图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基督教世界教会。尤其是现代世俗国家和新教出现，挑战了教会权威并削弱了教会的势力，这就使罗马教廷与天主教国家对外方传教、开辟新的基督教领地，寄予更大的热情。表面上看，这是传统基督教一统文化价值观对现代世俗与新教文化的抵抗，实质上这种传教冲动呼应并支持了西方现代经济、军事与政治上的世界性扩张。”③（p81－82）特别精彩的是，耶稣会士们努力从中国古代文献中发掘深远的原始基督教义，甚至将先秦典籍当作上古流散的汉文“圣经”，“利玛窦开辟了基督教‘索隐派’的先河，而最后的集大成者则是傅圣泽神父、马诺瑟神父、白晋神父。他们作为‘国王的数学家’，受法国外方传教团派遣来华传教。傅圣泽神父研究《易经》，发现那些用短线表现的奇妙的数字，都具有救世主的品格与奥义。‘易’字就是‘耶稣’的汉语称呼。《易经》是‘圣经’。中国古籍都是神书，‘天’、‘道’、‘太极’都是方块字里对‘上帝’的不同称呼。”③（p83）1687年，柏应理、殷铎泽等四位神父编译的《孔夫子：中国的哲学家》在巴黎出版，西方文化界对中国智慧的热情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再次转型。而这次“孔夫子的中国”形象在西方从制度到思想的转型才是带有根本性的变革，随着研究对象的变化，除了话语谱系、形象谱系往纵深发展，周宁的知识谱系能力也开始倍受考验。毋宁说，周宁的知识谱系能力是最强的，尤其是随着论题的不断扩大，不仅涉及世界史知识，更是涉及世界政治史、世界经济史、世界法制史、世界哲学史、世界文化史等诸多领域，否则要厘清世界观念史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尽管文本的世界极重要，话语理论本身极重要，但是知识背景和思想背景更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