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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类型化”的地方研究 梁永佳通过研究发生在喜州社区之外的朝圣仪式，来阐释喜州的社会空间问题，这种从社区外部来研究社区内部的民族志方法，正是中国年轻一代的学者在面对一个复杂的文明社会时，对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作出的一种反思性尝试。梁永佳的这种反思，体现了他对前人思想的一种继承，在书中他表示，马凌诺斯基，弗里德曼，利奇，费孝通等人围绕着“文明社会人类学”的那场著名讨论，使他认识到喜州虽小，但绝不仅仅是一个面对面的社会。当面对着一个与外界接触极为密切，并有千年文字史的人群时，西方人类学在非洲、大洋洲等无文字民族的田野工作方法，应该被反思性的借鉴，而不是简单的套用。 在《地域的等级》一书中，所体现的这种对人类学传统方法框架的反思，对于中国人类学自身的发展是必须的。王铭铭在提出“汉语人类学”这一概念时就曾指出，在面对华人多元文化时，汉语人类学应该超越国家疆界，摆脱“民族－国家”框架下本土化研究旨趣所造成的束缚［6］。也就是说，汉语人类学应该通过华人世界的研究，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和表述世界的种种传统知识，从而寻找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体系和知识语境的世界观。因此，在我们传统的知识谱系中，许多关键的概念应该被我们重新认识和体验，比如在我们传统的宇宙观中，关于“无”和“无限”的论述，就足以给我们当代强调类型的社区研究给予一定启发和修正。西方观念中对事物的完整性的认识，受基督教精神的影响，在本质上强调的是分离和界限的确认。正如道格拉斯在对《圣经•利未记》的研究中曾指出，神圣性是神的属性。其根本的意义在于“区分”。那么进一步的观念就是神圣被视为完整的和完善的。其根本意义是分离［7］。而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则认为事物的完整性在于一种无限性，所以要打破一切区隔与界限来认识世界。如在《齐物论》中所谓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强调的就是“齐”而非“分”。这种“反类型”的认知世界方式和思想，在中国许多典籍中有较多论述，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有着一套叙述和认知世界的方式，这其中的智慧和哲理，足以支持我们的研究突破西方知识框架所带来的种种束缚和局限。因此，当代汉语人类学的关怀，不应出自于“改造中国”的诉求，而应是通过人类学的“我”与“非我”的文化研究，达到一种认识论的解放，从而创建汉语人类学的世界观。正如王铭铭指出，“社会人类学的实质，在于文化的超越，而不是文化自我认同的建构。（王铭铭，2000：375）”因此，可以说，梁永佳的从“非”喜州看喜州的方法尝试，以及他对喜州地方文化“和而不同”的理解，正是这种努力的开始，他的工作表明了“汉学人类学”一个可能的前景。 从社会地域崇拜的等级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喜州的这种空间结构具有一种张力和包容性，这为当地社会“和而不同”的复合文化这一特征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这里面所具有的一种文化并存的智慧，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是有启发的。翻开大理的历史，他们承受过铁骑杀戮的异族武力征服，经历了焚书坑儒的文化浩劫，然而这样的历史并没有在喜州引发民族的仇恨，却铸就了当地文化的包容性。也正是这种文化的复合性和包容性，使得喜州的地方文化是一种超越了单一“类型”的文化类型。在面对这种地方文化时，过去那些围绕着当地居民的“族属”与当地文化的“族性”问题的争论，暴露了我们研究视角的种种局限。因此在认识一个“和而不同”的人文世界时，要改变的不仅是民族志的方法，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智慧。这种智慧不仅出现于古代中国哲人的论著之中，更表现在喜州当地人的地方仪式的实践活动中。 梁永佳《地域的等级》一书，是能够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今天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特征的。正如当我们按照西方“民族－国家”这样的框架，来看待喜州这样一个地方的历史与文化时，我们会在对当地文化进行一种简单的人文类型描述与划分中，失去一个地方本身所具有的无限性和完整性。有如那句谒语所说的，“一花一世界、一草一菩提”，因此一个地方是可以作为一个世界，甚至整个宇宙而存在的。所以“汉语人类学”要摆脱当前受制于西方知识框架的困境，其前景在于我们所从事的社区研究应该具有一种超越性，学会在一个地方中发现整个世界，而不是在一个地方中只找到一种类型。 读《地域的等级》一书，有一点让我感到可惜，就是作者没有很好的交代当地的回族居民在宗教和文化上与当地白族居民产生了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我猜想，这种关系对于喜州的历史和文化都是关键的，因此《地域的等级》作为一个民族志，为我们展现的仍是一个有限的、类型化的地方，而非一个完整的人文世界。 （原文刊于《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01期，注释等参见纸质媒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