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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方读者提供基本叙述背景 东方早报：《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作者基本上都是在海外生活的中国学者或者海外汉学家，并没有召集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的学者，这是一个怎样的选择？ 孙康宜：这绝不是有意的偏见，而是基于实际需要的配合。《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最初构想是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CUP）文学部主编 Linda Bree 于2003年底直接向我和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提出的。当时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刚（于2001年）出版了一部大部头的、以文类为基础的中国文学史。同时，荷兰的布瑞尔公司（Brill）也正在计划出版一部更庞大的多卷本。就在这个时候，我和宇文所安以及几位海外汉学者也正在考虑着手为西方读者重写中国文学史， 而碰巧剑桥大学出版社来邀请我们出版一部具有“特殊性” 的 《剑桥中国文学史》。既然我们的研究方向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理想和目标不谋而合，我们很自然就邀请我们原来已计划好的“合作者”（他们大多是在美国执教的汉学家，除了贺麦晓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教授）来分别写各个章节。所以，我们从来也没考虑过作者的国籍问题。此外，这是一部用英文写的文学史，每个作者负责的篇幅又长，而且交稿期限也很紧迫，所以我们也不便去重新召集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的学者。 东方早报：《剑桥中国文学史》的读者是西方普通英语读者，这对你们在写作时有何障碍？ 孙康宜：从狭义的方面来说，“西方普通英语读者”主要指研究领域之外的那些读者，如何为他们提供一个基本的叙述背景，以使他们在读完之后，还希望进一步获得更多的有关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知识，应当是我们的目标和挑战。话又说回来，我们所谓“普通读者”并没排除在欧美世界研究中国文学的读者。 宇文所安：针对普通英语读者而写，有其难处和限制，这里的挑战正在于把这些限制转化为有趣的新的可能性。如果是面向中国读者或者面向专业领域读者，我会写得很不一样。比如写到唐诗，我会一个诗人接着一个诗人地来写，并且给出每一位诗人的背景。但一个普通英语读者可能才读了二三十个诗人就会对这种写法感到厌倦。把诗人们的生平与作品融入更大的“文学文化”中来讲述，会更容易保持读者的兴趣。 多种体例书写 东方早报：你们把《剑桥中国文学史》定位为一部“文学文化史”，能否先给“文学文化史”做一个定义？ 孙康宜：英文版《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和写作是完全针对西方的英语读者的，因而所谓的“文学史定位”也自然以西方的文学环境为主。从前1960年代和1970年代所盛行的结构主义，主要注重的是分析文本的内容，以及个别读者和阅读文本之间的关系。但在那以后，学院派渐渐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文本的意义必须从文化的广大框架中来看，于是问题就变得比较多面化，也走向“外向化”。目前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是：一个文本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如何被接受的？在同一个时代里，这个文本和其他文本又有什么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自然就使“文学史”的撰写变得更像“文学文化史”了。 宇文所安：“文学文化”是一种把文学作品置于文本生成及相关制度的更大语境中的方式，它能够展现各种文体之间的联系。这一写法并非“西方”，傅璇琮和贾晋华在《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就已经开启了这种可能性。他们的著作让我们看到在一个特定时段内发生的各种不同的事情。 东方早报：《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作者有很多位，是否可以这么理解，通过这些作者的视角重新定义何为经典，哪些作品可以进入文学史？ 孙康宜：文学中“何为经典”、“哪些作品可以进入文学史”绝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意见可以决定。例如，现代的读者总以为明朝流行的主要文类是长篇通俗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等，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去认真阅读那个时代各种文学文化的作品，就会发现当时小说并不那么重要 （至少还没变得那么重要），主要还是以诗文为主。小说之所以变得那么有名，是后来的读者们喜欢上那种文体，并将之提携为经典作品。 所以应当说，撰写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几位作者都很关注“何为经典，哪些作品可以进入文学史”的问题，他们也会思考与接受史有关的问题。但不能说《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作者只是用自己独特的“视角”来“重新定义何为经典”，或决定“哪些作品可以进入文学史”。“何为经典”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宇文所安：关于经典，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是经典一直在变化，并且还要继续改变——除非它已经僵化。虽然我们不能展现这个（变化）过程的全貌，但一部好的文学史可以向我们提示这一过程，比如可以谈论哪些作品在唐代被认为是重要的，哪些在清代被认为是经典，可以探讨哪些作家和哪些书写形式在20世纪变得重要，并指出那些被忽略、但值得关注的作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