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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整部《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体例很多，有围绕人物而写，有断代等等，你们怎么尽量减少体例繁多带来的阅读障碍或困扰？ 孙康宜：如果把《剑桥中国文学史》和《剑桥意大利文学史》相比，我并不觉得我们的体例特别多。其实剑桥文学史的每一本“欧洲卷”也同样具有各种不同的体例——有围绕人物而写，有按不同的分期，不同的文体分类来写等等。我想《剑桥中国文学史》较为特别的地方乃是它所包含的“文学史”的时间长度。因为剑桥史的“欧洲卷”均各为一卷本， 唯独《剑桥中国文学史》破例为两卷本，这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悠久的缘故。 宇文所安：按照传统的分类法（重要作家作品、文体）来写很容易，但把那些不同的片段相互串联交织、形成一个单一和完整的叙事则很难。而从一个大的角度来看文化史，它的确是一个单一完整的叙事。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中国文化世界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文学史影响阅读实践 东方早报：这一二十年，各类中国文学史的著作非常多。在你看来，文学史对文学的意义在哪里？ 孙康宜：在我看来，文学史的意义就在于它代表了某个时代（或地域）的特有文化阐释方式。同样在“中国文学”这样一个语境下，在西方用英文写的“中国文学史”自然会与在中国用中文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不同。所以，我一直很担心，害怕国内的中文读者会对这部《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中译本产生某种误解，甚至失望。当初如果我们是为了中国读者而写，我们的章节会用另一种角度和方式来写。现在我们既然没为中文读者重写这部文学史，我们也没必要为中文版的读者加添一个新的中文参考书目。的确，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会产生不同方式的“文学史”。 宇文所安：文学史已经深深嵌入中国的阅读实践之中（在欧洲也是如此，但在南亚可能没到这个程度）。比如说，我给你一首律诗，你可能会觉得它很美；但如果我接着告诉你它是来自明代，你再去读，很可能会得出与我告诉你“这是一首唐诗”后不同的评价。因此，一部好的文学史会使我们已有的阅读方式更加丰富。 东方早报：宇文所安教授在上卷导言中说道：“所有这些现场都为文学史带来了难题：这些现场清楚表明，作为一项现代工程的文学史，在何种程度上与民族国家及其利益绑缚在一起，为民族国家提供一部连绵不断的文化史。……”这里其实就是涉及到一个“语言政治”问题。你认为，你和其他几位学者在编写这部著作的时候，总体上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孙教授又是怎么看的？ 宇文所安：一般来说，古代文学曾经是一个特定阶级或性别的占有物。在现代民族国家，它通过被纳入由国家建立的学校系统而得到转化，作为国民共同的占有物被教授，为创立 “国家文化传统”作出贡献，而这种国有文化传统是国民对其国家产生认同的主要方式。现代国家政府大笔投资于这一事业，是有目的而为之的。这比任何意识形态都更加影响深远。在这一（创立国家文化的）过程中，从过去流传下来的文学材料被重新设定以符合这些新的目的。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这是一个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历史事实。 孙康宜：文学史当然会涉及“语言政治”。我想有关这一点，宇文所安教授是同意的。但下册有关现当代文学的篇章， 以及“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诸问题，不会出现在这个北京三联的简体版中。《剑桥中国文学史》的英文版早已于2010年出版，读者可以参考。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1375年之前）由宇文所安主编，下卷(1375-1949年）由孙康宜主编，三联出版社2013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