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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批判的民俗学并非针对学者个人的批评，也不是简单地分出是非对错，而是对学科概念和基本问题做严格检验和逻辑论证，以便中止以往的理论判断或学科知识，由此获得一种本质直观的现象学目光，让现象的本质联系直接开显出来。德国著名民俗学者鲍辛格的名著《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恰恰用这种体用结合的现象学研究为中国民俗学带来了深刻的方法论启示。 关键词：民俗学 批判 现象学 本质直观 现代民俗学虽然是一门小学科，但或许正因为小，它才从来不乏危机感和自我批判意识，才能时时反思并超越自身的局限，不断彰显出大格局、大气派和大价值。民俗学以此保持着较高的学术水准，并且证明自己不是古董学，而是具有清醒的理论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的一门学问。优秀的民俗学研究恰恰能够将理论意识与现实关怀融为一体，体现出比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更浓厚的人文关怀、价值诉求和现实穿透力。德国著名民俗学者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1926— )的名著《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堪称这方面的一个典范。它不仅为现代民俗学开拓了崭新的视域，也对社会学、欧洲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是鲍辛格的教授资格论文，初版于1961年，再版于1986年和2005年。该书一经问世，很快就在德语地区(德国、瑞士、奥地利)民俗学界引起了轰动。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德语地区民俗学的“大腕”人物几乎都对它发表过评论。瑞士民俗学者里夏德传斯(Richard Weiss，1907—1962)称这本书是真正的和充分意义上的划时代之作 。德国学者赫伯特弗罗伊登塔尔(Herbert Freudenthal，1894—1975)认为，学术著作要么是对原始资料的补充和加工，要么是向新领域的推进，鲍辛格的这本书属于后者 。有评论者认为，鲍辛格用此书为1945年后德国民俗学的重新定向做出了重要贡献 。也有人认为，此书为民俗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堪称民俗学学科伟大的经典之作 。 一本书何以能够推动一门学科的转型?一本书如何在一门学科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影响和意义?或许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这些不是靠年龄和册封，而是靠思想和著作。鲍辛格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一本启人心智、发人深省的学术著作，或许有多方面的原因，我想强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民俗学传统的“批判”以及对现象学方法的运用。 一、 什么是“批判的”民俗学? 20世纪50年代，鲍辛格开始进入德国民俗学界。这时，正值该学科对1945年前的民俗学传统做整体反思并肃清纳粹余毒的时期 。“Das Volk”概念的去意识形态化促使德国民俗学进入批判的时代，而鲍辛格推动的“图宾根学派”正被人们看作批判的民俗学(kritische Volkskunde)的代表 。或许德国学者所说的“批判”还指以鲍辛格为首的图宾根学派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引起的学术争鸣以及在民俗学会议上挑起的不无个人争端色彩的“口水大战”，但我更想突出和强调的是“批判”在德语学术传统中的独特含义——它并非单纯的“批评”，也不是简单地分出是非对错，而是对问题做仔细的审查和严格的评判，它表达的不是主观意见，而是客观认识。从词源上来看，德语的形容词kritisch(批判的)和名词Kritik(批判)均源于古希腊语动词κρνω，意思是“分开、选择、决定、判断”，这个词的名词 κρσι意即“决定、判断”，而它正是德语Krise(危机、紧急关头)和英语crisis(危机、转折点)的词根，后两个词的本意是“需要做出决定和判断的时刻”。因此，批判与教条相对，它是一种冷静的决断和理性的评判，是一种严格检验和逻辑论证的程序。或许用“评判的民俗学”更符合我想说的意思，但这样的表达不符合汉语的习惯，汉语也缺乏完全对应的词来表达德语学界自康德以来为“批判”一词赋予的含义。用康德的话来说，批判不是独断论式的行事程序(Verfahren)，而恰恰与独断论相反，批判针对的不是命题，而是命题的论证。换言之，我主要在类似康德“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的意义上来理解“批判的民俗学”，它不仅不针对学者个人而且与学者个人之间的主观恩怨无关，更与中国曾经的政治批斗态度和所谓学术上的人身攻击风马牛不相及。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德语地区的民俗学统称为批判的民俗学，因为就学术主流而言，它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在于客观的、温和的、慢条斯理的、心平气和的“摆事实、讲道理”精神，所谓有理不在声高者是也。但这些中国式的类比与这里的“批判”貌合却神离，因为它们很容易抹杀“批判”一词在不同文化语境里具有的本质差异，所以，必须坚决防止并杜绝用中国文化语境里的“批判”含义来理解本文所说的“批判的民俗学”。 一门学科的发展不能靠一大堆主观意见来支撑，而必须靠能够推演和反驳的客观知识的积累来促动。批判不是意气、感想、感情之争，而是论证和逻辑的辩难。批判正是知识积累和学术发展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因为只有经过对学术传统的批判才能真正形成与传统的辨析、选择和对话的关系，才能让后人有可能站在前人的肩上继续前行。正如鲍辛格在《对传统的批判》一文中所指出，对传统的研究以有关传统的理论为前提，也就是要从对传统的批判出发，这种批判可能导致对传统的抛弃，也可能带来对传统的有意保持。我们必须把“传统”这个概念中立化，也就是说，必须考虑到这个概念具有的积极占有和消极占有的两种可能性，因此，它并不排除对创新的重视。从时间上说，民俗学者的特殊目标就在于把过去的东西运入当前 。当然，鲍辛格仍立足在民俗学学科的基础和传统之上，他像黑格尔那样扬弃(aufheben)传统，这其中既有“扬”(发扬光大)又有“弃”(废除和抛弃)，正如德语aufheben兼具“保存”和“撤除”之意一样。实际上，这也恰恰体现出鲍辛格对待文化传统乃至学科传统的辩证态度和批判精神。 由此看来，鲍辛格的研究可谓批判的民俗学的典型体现。翻检他的不同时期的诸多文章和著述，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些类似说法，如“民俗学的批判与自我批判”(Kritik und Selbstkritik der Volkskunde) 、“对民俗学的一种批判”(eine Kritik der Volkskunde) 、“对纳粹民俗学的批判性阐述是当务之急”(eine kritische Darstel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olkskunde ist ein dringendes Desiderat) 、“对批判的社会科学的皈依”(Das Bekenntnis zu den kritischen Sozialwissenschaften)。 鲍辛格对“连续性”(Kontinuit琀)、“非同时性”(Ungleichzeitigkeiten)、“传统”、“沉落的文化财富”(gesunkenes Kulturgut)等德语地区民俗学的基本概念和传统论题都有专门的论述、分析和批判。他的这些研究，均非针对个人的批评或问难，而是从逻辑上客观地分析概念或者冷静地评判问题，也就是实践一种批判的民俗学。在我看来，批判的民俗学实践不一定表现在纯粹理论层面，也可以体现在民俗学的具体研究之中，鲍辛格的民俗学研究正是这样一种把具体与抽象集于一身的批判的民俗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把批判的眼光贯彻到民俗学具体研究之中的做法，难度更大，也殊为可贵。具体而言，我们可以用鲍辛格自己的话来理解“批判的民俗学”的基本含义：即“对通行的基本概念做批判的审查”(kritische 戀攀爀瀀爀üfung der g渀最椀最攀渀 Grundbegriffe) 。鲍辛格的许多文章，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而《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一书的研究，也以这样的工作为基础和前提并且始终贯穿着这样的精神。可以说，鲍辛格的民俗学研究自一开始就充满了批判的精神和辩证的锋芒，他要“破”的，不仅是旧命题，而是旧命题的论证;他要“立”的，也不仅是新命题，而是新命题的论证。在鲍辛格这里，“破”与其说是为了更好地“立”，不如说是为了更好地“看”，为了更好地还原并返回实事本身，因为鲍辛格知道，要想看到民间文化的实际存在状况和本质联系，就必须首先破除遮挡视线的一系列屏障，而那些教条的概念和观念正是需要用批判的方式来加以破除的主要“障碍”。 如何完成这样的批判任务呢?自然要借“他山之石”，来攻民俗学之“玉”。出身于德语语言文学系的鲍辛格阅读广泛，既读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批判著作，也读康德和海德格尔的哲学著述。从《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一书的广泛引述和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鲍辛格阅读面之宽和兴趣之广，以至于该书初版问世之后，民俗学界也有人问，这还是民俗学吗?奥地利民俗学者利奥波德施密特(Leopold Schmidt，1912—1981)在评论第1版《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时说，我们学科可能还不太习惯于鲍辛格的表述方式，如果换成施密特来写，他完全可以弃而不用书中引述的大量文学大师的引语 。当然，鲍辛格的这种广征博引所发挥的作用不仅是为了单纯地扩大研究的视野，更是为了中止以往的理论判断或学科知识，让民间文化的本然状态直接开显出来，进入我们的眼帘。 正是这种辩证的批判视角很早就让鲍辛格试图“拨开迷雾”而直面民间文化的动态本质。1951年，鲍辛格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我们的传说是活态的口头文学吗?》 。1952年，鲍辛格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活态的讲述》 也是对符腾堡东北部活态口头文学的研究。可见，“活态”或“动态”很早就进入了鲍辛格的学术视野，这表明他想把握民间文化的实际生存状况，但怎样把握这种“活态”或“动态”的状况呢?是否有常驻的“静态”，如果有，怎样理解“动态”与“静态”的关系呢?要看到这些状况和关系，就需要进行现象学式的还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