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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象学：如其本然地看 鲍辛格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满足于单纯的个案研究，而是勇于化解理论难题，并由此为民间文化的现象学研究开辟道路。可以说，如果没有对理论的敏感和现象学方法论上的自觉，《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这样一部早熟之作很难在一个刚刚过了而立之年的青年学者手中诞生。我说它早熟，一则因为在半个世纪的历程中，该书虽然三次再版，内容却原封未动，二则因为它体现出来的现象学本质直观的典范意义，而这一切又与年轻的鲍辛格对理论的敏感不无关系。 1970年，鲍辛格发表了“论民俗学中对理论的敌对态度”一文，集中阐述了他的理论观。他批评民俗学领域不仅缺乏精雕细刻的理论，而且对任何理论的努力都一直持反感态度。他认为，造成这种态度的原因有三：一是与民俗学材料的堆积和繁杂有关。材料越繁杂，说明越缺乏理论，正是这种繁杂暴露出理论的缺陷，但单纯从这种繁杂中，却找不到弥补理论缺陷的机会。在鲍辛格看来，堆积的材料再多，也出不来理论，因为理论不来自材料。另一方面，他也批评了民俗学的另一种普遍的做法：民俗学总要从其它学科借鉴方法和视角，但这样借用的方法和视角是理论的要素，忽视了理论的整体，因而需要深入的分析和辨析。民俗学的新进步似乎总是以新材料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鲍辛格看来，这不仅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恰恰是止步于理论甚至反感理论的一个原因;二是民俗学材料的特性似乎也不利于理论建构。至少从19世纪以来，民俗学似乎就在研究房屋和器具、歌谣和习俗、童话和传说等文化客观形式，缺乏反思的搜集者们以伪实证主义(Scheinpositivismus)为依归，以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为榜样，不知道自然科学家也是完全根据理论假设在进行研究。新材料的大量堆积并没有把人们领入新领域，而是让他们在旧基础上原地踏步。鲍辛格对民俗学学科中的实证主义或伪实证主义的批判，尽管言简意赅，但正中学科的病灶和穴位;三是因为放弃理论而赞成现状或现存的东西，必然有助于一种以旧经验推算新结果的实践，这实际上是一种经验主义式的实践。在康德《论俗语：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不适用于实践》(戀攀爀 den Gemeinspruch: Das mag in der Theorie richtig sein, taugt aber nicht für die Praxis)一文的启发下，鲍辛格进一步指出，只有理论的分析才能对现状或现存的东西做批判的分析，才能推动一种不仅盲目重复已有现状或现存之物的实践。他借用康德《论俗语》中的实例说，有些医生或法学家，学业优异，但碰到实际问题却束手无策，因为他们缺乏判断力。因而，医学的实践必须研究应用的种种条件。研究各种可能性和条件的科学实践，均以对这些可能性和条件的理论反思为前提。因此，只有在搜集之前并在搜集的过程中对习俗和习惯、对社会含义和心理背景做了理论反思之后，真正的科学实践才可思议 。 这实际上表明，真正的研究，并不是不分轩轾地堆砌材料或接受现成之物，更不是局限或停留于单纯的表面现象，而是永远要从感性直观进入本质直观。换言之，按照现象学的理解，尽管本质直观以感性直观为出发点，但它并不停留于感性直观，而是必须超越感性领域从而提供本质认识。真正的现象学研究不能满足于感性直观，而必须以本质直观为旨归，直观的看是对本质的一种直接把握。 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新的现象或新的材料是由新的“理论”或新的“范畴”开辟或“看”出来的，而不是相反，所以，鲍辛格在《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第1章中抱怨说：“民俗学的新发展多半并没有体现在提出适用的新概念和新范畴，而是表现为用旧概念衡量新的对象和人群”。这里，我们可以领悟鲍辛格的一个成功秘诀：他不止步于单纯的方法和角度的借鉴，而是更重视理论的完整性以及理论目光所带来的分析洞见和判断能力。鲍辛格不是纯理论家，但他能把现象学的“理论”判断力融入具体经验实例的描绘和审视之中，这就让他想他人之未想，见前人之未见，把民俗学从保守的古文化研究发展为批判的文化分析。事实上，鲍辛格1971年出版的《民俗学》一书，正是采用了“从古文化研究到文化分析”作副题 。这种转变也是从实证研究向现象学研究的一种转变，即从对过去文化的间接证实到对当下文化现象和本质经验的直接分析和把捉。这其中的物理学时间因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分析我们的意识和经验中直接被给予的现象的动态关系及其本质构成要素。在写作时，鲍辛格喜欢从具体的实例开始，这样容易让读者先有感性的经验认识，但作者从具体经验开始并不意味着他的理论出发点就是具体经验，他提倡的“经验文化学”也不等于经验主义文化学。 2006年，鲍辛格在接受我的访谈时解释说：“经验研究不一定要成为实证研究，它可以是理论性的研究，也可以是实践性的研究”，“我们不想成为美国式的经验性社会研究，因为它太接近于统计学和量化研究，而我们做的是质性研究。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统计人们对我们的问题作何感想，我们试图更多地亲近人们的生活” 。换言之，鲍辛格的“经验”，不仅是来自下面(von unten)的经验，而且是经过现象学的目光“看”出来的经验，是具体中的抽象，是经验中的先验，而这正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经验，是经验的本质或本质性的经验。鲍辛格把自己的方法称为现象学的考察(参见《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第2章第1节)，正是要如其本然地看，要看到现象的本质而不是所谓的“表面现象”。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有理论，但这种理论不是经验主义意义上的俗见或教条，而是一种现象学的理论目光，一种如其本然地看的目光，一种让现象的本质自己显现出来的还原。要获得这样的目光，就需要剔除或批判一切遮蔽现象本质自动呈现的所谓理论或成见并悬搁以往的知识和“理论”。 1971年，在鲍辛格的直接推动和领导下，图宾根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改名为经验文化学研究所(Institut für empirische Kulturwissenschaft)，至今在德语国家仍独树一帜。有人认为，它更接近社会学而不是民族学，但无论任何，这里的“经验”都不是经验主义式的“经验”。 三、本质直观：现象学方法的具体应用 事实上，鲍辛格的主要目的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他不是而且可能也不想做一个单纯的理论家。所以，他的批判的民俗学只是一种必要的前奏或序曲，是他的研究的一种手段。所谓“经验文化学”仍然要聚焦于经验文化或文化经验，但鲍辛格看到和描述的经验，与普通人的日常经验甚至与许多民俗学者看到的经验并不完全一样。或许，经过鲍辛格的描述或揭示，我们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甚至会觉得他笔下的民间文化“经验”更直接、更流动、更符合我们的真实体验。但我们可能会继续追问：为什么他能“直接”看到这些经验，而我们却与自己的真实体验如此“隔膜”甚至经常对这些经验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或者与它们失之交臂呢?简单地说，是因为我们的日常经验往往被遮蔽了，也就是被许多成见和定见“理论化”了。进一步说，我们拥有的往往只是关于现象的经验，而鲍辛格描述的却是关于本质的经验。他的切入点恰恰是要去伪存真、破旧立新，他要破的是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实体实在论，要立的则是辩证哲学意义上的关系实在论。他要在辩证运动和对立转化中还原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揭示其中的矛盾和悖论，而不是在静止和孤立的状态下观察一个个的实体，因而他才能回到经验和现象的本然状态，破除静态的和封闭的社会观，悬搁旧的民间文化观和遗留物观。从方法论上说，《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类似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系统的和结构的(共时性)研究，而不是局部的、历史的(历时性)研究。作者在“导论”中说：“民俗学范畴要寻找的首要问题，不是文化财富的社会基础或母题史的关联，而是特定的文化财富在特定的社会基础上生成出来的精神互动的特殊形式。本书试图为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寻求这样的范畴。”“本书是系统性的而非历史性的研究，它不追踪民俗学个别领域内部的发展史，而是寻求涵盖民俗学所有领域或许多领域的共同视角。”换言之，它要研究的不是民俗学的个案，而是民俗学的普遍问题。因此，乍一看来，书中基本上都是20世纪50—60年代的德国甚至南德民间文化现象或实例。这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好像鲍辛格讨论的完全是与中国没什么关系的异国个案，但实际上作者提供的绝非地方性知识，书中的材料出自德国和德语地区，但问题却不限于一时一地。即使书中的大量实例可能过时，书中的论证方法、结论甚至现象学目光却不会过时，因为作者对特定时空中的个案和材料做了系统的和结构分析的研究，或者说，他对历时的材料做了共时的分析并进行了现象学式的本质直观，从而使这些材料超出了一时一地的限制，获得了普遍关照的意义和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