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手的书稿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 程毅中：逯钦立先生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是特别值得一说的。1959年3月的时候，中华书局得知逯先生有本《古诗纪补正》，当时他已经把其中《全汉诗》部分交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准备出单行本。他的好几位同学、同事，像任继愈先生、张政烺先生都很推重他，就向他约了这本书。1962年11月逯先生和中华签下稿约，1964年1月开始，他陆续把书稿寄了过来。我们读了之后，觉得很好，但还是有些问题。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帝王将相是格外敏感的，但逯先生总是把皇帝的诗放前头，我们建议他按年代排。还有版本的问题，他原来以《古诗纪》作底本，拿其他集子校勘，我们感到有些诗是《古诗纪》不能覆盖的，建议干脆重新来，把《古诗纪》作为一种材料。此外，还提了其他一些比较具体的校勘意见，逯先生很高兴地根据我们的意见反复修订。“文革”爆发后，稿子根本无法付印，只能留在中华书局，算是替逯先生保管，如果留在他自己手里，能不能保存，是很难说的。“文革”中期我从“五七干校”回来，他来信说要拿回去修改，改好再拿来，我又提了些意见和他商量，可是他心脏病突发去世了，此书顿时成了遗稿，有些问题也无从改起了。 到了1975年，邓小平有一段时间主持国务院工作，抓生产，中华书局的业务那时由熊国祯先生负责，他说咱们也出点书吧，逯先生人去世了，稿子还是可以出的。我受熊先生委托去长春找了逯先生家属商量。当时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有些问题因他去世不能修改，我们建议请他的同学同事帮他修改，二是逯先生家属希望有稿费，“文革”中稿费是作为资产阶级法权被废除的。到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书的出版终于可以落实了。因为我负责文学编辑室的行政工作，稿子交给许逸民先生全面负责，做了点小的修改、整理，书名改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就出版了。我们中华的出版工作是先抓总集，《全唐诗》《全宋词》《全汉三国南北朝诗》这类是排印的，还没有校勘记，逯先生这本书是做得比较好的，有详细的校勘记。 “文革”时期的古籍出版，大概是什么情况，您能介绍一下吗？ 程毅中：“文革”之前，每一年都有各出版社推出不同种类的古籍；“文革”开始后，古籍出版就陷入了停顿状态。古籍出版受政治的影响还是不小的。这方面的情况，可以翻翻《古籍整理图书目录1949-1991》。 1959年“反右倾”运动以后，到了1960年，全国出版的古籍就只剩七十六种了，1961年是六十七种，1962年一百三十四种，1963年一百三十七种，又多了起来。这几年都还不错，到1964年又不行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挨批，很多书不敢出，一下子少了很多。1964年就只有四十八种，到了1966年只有七种。我们中华的重点图书是《文苑英华》，1966年还是出了，但是实际上没有卖出多少。《全宋词》1966年就排好印出来了，没发行，“文革”以后才发行。1966年5月份“文革”开始，一直到1971年，除了一部《周书》，就出了一本章士钊的《柳文指要》。1971年因为毛泽东的意思，要抓二十四史，一部分专家又被借调到了中华书局。如张政烺、王仲荦、王钟瀚、启功等先生，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历史编辑室的几个人就是这样从“五七干校”回来的，赵守俨先生当时就负责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文学和哲学编辑室因为无事可做，有些人员就还在干校劳动。 《柳文指要》第一次拿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章士钊曾被鲁迅骂过，在我们心目中是老右派，他的稿子是要特别警惕的，但毛泽东又和他是好朋友。这就比较难办。第一次稿子是我的同事看的，提了点问题，向领导汇报。康生作了批示，大意是现在纸张很紧张，这本书又有想翻案的内容，不给他出。于是稿子被我们退了回去。后来章士钊送去给毛泽东看。毛看了上半部，说很好，还要看下半部。毛还写信给康生。康生一看连毛泽东都点头说好，书也就让出了。稿子再拿来的时候，已经是1966年了，这次是我看的。章士钊的稿子，是一个字都不能动的，书里有不少乱联系反修的内容。当然，技术性的问题也不是没有，但我们心里都清楚这是上头交下来的任务，也不敢轻易发。最后还是打了报告。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知道毛泽东支持此书出版，就批准了。批下来，我们就排校，等排校工作都做好了，已经到了1966年5月，“文革”开始，中华书局的造反派把总编辑都打倒了，《柳文指要》的出版自然也就搁置了。清样搁下以后，章士钊拿回去，又作了一些修改，“文革”期间红卫兵上他家抄家，他还拿出毛泽东的信当护身符，把红卫兵挡在了门外。到了1971年，周总理说这书要给章老出，因为毛主席肯定他。那时我还在在“五七干校”。章士钊知道稿子是我们文学组组长徐调孚从杨东莼那里拿的，就指名要徐调孚给他做责任编辑，徐先生已经退休了，本来家都搬走了，这下子就给硬留在了北京。徐先生的夫人当时已经去世，儿子在四川，他一个人留了下来。1973年我从干校回来，出了几本中央交办的书。到了1974年，全国出版的古籍增加到了二十二种，1975年涨到了二十九种。古籍出版进一步的繁荣，要等到“文革”以后了。 当时古籍整理的人才是怎么培养的？您接触的哪些专家让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程毅中：五十年代末，为点校整理二十四史，不少学者被调到了中华书局。比如，杨伯峻先生是特别从兰州大学调来的，宋云彬先生是从杭州调来的，傅振伦先生则是从中国历史博物馆调来的。有一位老先生叫孙人和，他也是老专家，起先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然后再到中华书局，主要是做顾问。北京大学的古典文献专业1958、1959年开始招生，五年制，1964、1965、66年毕业，我们的主力都是那三届毕业生，中华搞二十四史大部分都是这些人。那时在那些专家老先生的带领下做了不少工作，学到了不少知识，成了中华书局的骨干力量。 那那时候周振甫先生是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因为开明书店合并到青年出版社，我们要把他调过来，那边不放。徐调孚先生和他关系很好，他们是同乡，他就和青年出版社商量，帮中华看稿子。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抓二十四史，把他调来做校点工作，就留在中华了，文革以后就明确调了过来。他在开明书店的时候就是钱锺书先生的责任编辑，到了中华继续负责看钱先生的书稿。周先生对青年热心指导，是我们编辑的楷模。 王仲闻先生也让我印象深刻。我的同事沈玉成先生写过纪念他的文章，说他之于王国维是“唐临晋帖，元翻宋本”。沈先生单身，王先生就住中华书局，两人晚上经常聊天，比较熟悉。王先生是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的编外人员，开头一个月给他六十块，后来提到八十块。别人一直当他右派，他自己也这么以为。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弥松颐先生告诉我，他去公安局查过档案，档案里并没有王先生是右派的记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