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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起初，人类学从士人精英的引进到纳入高等教育的范畴，在“世变之亟”的情势中由清政府主导施行。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其中大学章程第三节文学科的中外地理学门科目的主课有《人种及人类学》课，万国史学门科目中有《人类学》选修课，英国文学门科目中有《人种及人类学》选修课。同年，林纾、魏易合译德人哈伯兰（M.Haborandt）的著作《民种学》，由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印行出版，该中译本由英人罗威（J.H.Loewe）于1900年译成英文本的《民族学》转译而来，被认为是最早的人类学译著。辛亥鼎革之后一些大学开设了人类学方面的课程，但如果仔细考察，此时人类学并不具有自主独立的知识体系，而是挂靠在地理学、历史学甚至文学的部门内。 直到新文化运动之时，人类学才逐渐有一种学科自觉之意识，而这种自觉是同它的现实关切与实际效用联系在一起。1916年，孙学悟发表《人类学之概略》，简介欧美人类学概况。陈映璜《人类学》1918年被列入北京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5年讲授《人类学和人种学》课程。与此同时，在西方理论的介绍之外，由中国的一些教会学校开始，人类学的调查研究工作展开，如1917年清华学堂美籍教授狄德莫（C.G.Dittmer）指导学生的北京西郊居民生活费用调查，1918至1919年间，美籍教士甘博（S.D.Gamble）与燕京大学教授步济时（I.S.Burgess）的北京社会状况调查，上海沪江大学教授葛学溥（D.H.Kulp）指导学生在广东潮州的农村调查。1926年蔡元培（1868-1940）在《一般》杂志上发表《说民族学》一文，1928年前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建立，这被视作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20世纪早期的国外学者对中国的调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类学的建制，除了上述之外，鸟居龙藏（1870-1953）、史禄国（S.M.Shirokogoroff，1887-1939)、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1962）、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1884-1962）等人的调查及其成果一直成为此后中国人类学史上津津乐道的资源，它们在调查报告中对于被调查者的形象勾勒，乃至于成为后者日后重塑自身形象中征用的资源。虽然人类学逐步自成一体，它们的话语依然是重复了早前维新派或者革命派的理念。至少在种族话语中是如此：因为跟随了西方人类学的殖民主义观念，中国是作为整体性的他者呈现在种族话语之中，而外国人的调研结果也多是时间上的他者。 此际中国本土学术经历的现代转型可以粗略归纳为之前具有神圣性色彩的经学地位的降低，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各式新学得以提升。传统史学观念被改造，发生了所谓“眼光向下的革命”与走进历史现场的田野调查的方法论变革，这种范式的转型无疑与人类学的传入有着莫大的关联。从建立民族国家、重塑新型国民的角度来看，人类学有关婚姻与家庭制度经久不衰的研究，以及派生出来的优生学和民族卫生等命题，也正合乎建设现代国家的实际需要。而从更为广阔的政治与社会背景来看，兴发民间（除了所谓的主流文化的“小传统”之外，很大程度上由于人类学的惯性思维，“民间”被等同于“少数民族”）的力量以对抗已经被视为腐朽没落的传统主流精英文化，民俗学、民间文学、口头传统以及后来被称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门类也随之兴起。较之于更加主流的学科，人类学不过是整体性学术转型浪潮中的一股支流。 相关的学科如民俗学，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杨成志（1902-1991）的《民俗学问题格》（1928）、林惠祥（1901-1958）的《民俗学》（1932）、方纪生（1908？-？）的《民俗学概论》（1934）等基本都是对英国班尼女士（Charlotte Sophia Burne，1850-1923）《民俗学手册》的介绍和编译，用本土的材料充实进她设立的理论框架之中。而按照班尼的见解，主要的研究工作就是：“观察存在于现代欧洲各国低等文明居民中的大量奇异的信仰、习俗和故事”，“注意现在流行于蒙昧和野蛮民族的与少数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信仰、习俗和故事”，“沿着这些途径继续进行研究，对人类知识宝库所作的贡献，将是无论怎样估价也不算过分的。同时，还会随之产生一种非常有实用价值的成果，就是统治国族改善对待它统治的从属种族的方法”。此种文明与野蛮的等级内含于发端时期的人类学中，并自我定位为帝国的统治术，而它在中国化过程中将人种学说、进化论、社会阶段论结合，进行整体性的中国判断，影响深远。“应现代的需要”，1934年林惠祥在编写大学教材《文化人类学》里“综括众说”，称“人类学是用历史的眼光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之科学：包含人类的起源、种族的区分以及人类的物质生活、社会构造、心灵反应等的原始状况之研究。换言之，人类学便是一部‘人类自然史’，包括史前时代与有史时代，以及野蛮民族与文明民族之研究；但其重点系在史前时代与野蛮民族”，黄文山（1901-1988）、凌纯声（1902-1981）、林惠祥都有相关言论。“史前时代”与“野蛮民族”这样本属时空不同的两种分类，却在进化式等级逻辑中统一在了一起。西方早期人类学、民族学主张以现存的“未开化的”、“原始的”、“自然民族”及其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这种带有浓郁殖民背景的话语被中国民族学者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在实践中不自觉的是将本国内类似的边缘、边远、边疆族群作为对象。 这套人类学话语本身构成了一套概念的牢笼，在中国学者将之本土化的过程中，很难摆脱已有范式，比如文化人类学（也即常谓的“民族学”）的思维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体质人类学遗产的影响。1930-40年代接受人类学教育的人类学家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恢复身份后，早年所受训练留下的印记还隐约可见。以种族学说为例，人种与等级的区分成为一种无意识思维，直到1990年代，中国报刊的学术表述中仍然将1950年代苏联式的甚至1775年德国人类学家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1752-1840）的人种分类法奉为科学标准。容观敻曾采用修正式的方法试图区分人种与种族，认为人种是就人类形态或体质特征来鉴别的，而种族则是具有历史文化因素和某些体质特征的区域性群体。该文将人种和种族区分来开，但其实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它们总是息息相关在一起，“光靠外表形态上的特征”进行人类分类的方法总带有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而仅作词语意义以上的辨析并没有触动话语本身。诚如历史学家罗新在最近的文章中指出的，人种分类是伪科学，人类体质特征的差异其实是几万年来生存于地球不同环境所发生的适应性变化。在西方学术著作与公众媒体上已很难找到“蒙古人种”、“黄色人种”这样对东亚的标签了。不幸的是，这些标签及其代表的种族思维在两百多年来种族思维的受害地区如中国，却还远远没有成为陈迹。即使在中国近年所出的考古报告中，我们依然很容易读到骨骼分析的专章，其中常常有人种方面的数据与推测，特别是边疆古代人骨的种族分析，诸如有多少属于欧罗巴人种，有多少属于蒙古人种，等等。等而下之的，还有对古代族群骨骼的细致分类，全然不顾古代族群的根本属性其实是政治单元而不是血缘集合。毫无疑问，对于种族思维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常识教育中的空白点。 2.本土他者的诞生：从压抑到凸显 1937年，历史学家齐思和（1907-1980）回首晚清民国由“种族主义”话语进而入“民族主义”话语的历史过程：“清季朝政日紊，外侮日急，革命志士兴起种族思想，而民国成立后，帝国主义继续进逼，国家形势愈见危机，激起了全民族团结奋斗之心，二十年间从狭隘的种族主义进到了民族主义。”也即，晚清面临亡国灭种之际，本土知识人以人类学式观念生产他者、将满洲贵族类比为殖民者，以求革命；这实为阶级之斗争的态势，只不过在话语上借用了种族斗争之名。到了民国后尤其是1930年代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已经明目张胆时，更加上国民党民族主义政策的传统，统一国族，以御外侮，人类学的中国化在1930年代之后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具有现代性启蒙与建构意味的应用研究。按照人类学史家的说法，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历经古典进化论、欧陆传播学派、英国功能主义、法国年刊学派和美国历史学派冲击的中国人类学，呈现出华东、华南和华北三足鼎立的区域特征，进而有功能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的理论分流。不过这种学科内部的细分，并不妨碍它们拥有共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特征。 1930年代南京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和南方一些大学的人类学家接受早期进化学派与美国历史学派影响，与中国传统的历史考据结合，发展出的理念认为，人类学是重建中华民族文化史的裨补。其潜在逻辑是边远部落、少数族群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进化链的前端，他们现存的事实可以印证古史的记述，正如蔡元培所说：“中国历史上断片的事实，因吾国先史学尚未发展的缘故，一时不易证明的，于民族学得了几种旁证，可以明了一点的，也就不少”。这一点恰恰是通过时间上的他者化，贬低后进民族，而使之成为客体化对象和为研究主体所挪用和生发的材料。 而在日后中国人类学产生更大的影响的无疑是所谓华北学派，以吴文藻（1901-1985）为代表，主要接受的是功能主义人类学如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Malinowski，1884-1942）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1881-1955）的影响。吴曾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社会学教育，1929年回到燕京大学任教并在清华大学兼课，是人类学“中国化”的倡导者。“中国化”显然有种对抗西方学术传统的文化反殖民意味。吴主张一要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二要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对于中国国情的研究，三要培养用此种理论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科学人才。他最终选择中国化的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理论和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并且派遣李安宅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跟随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的传人克虏伯（A.L.Kroeber，1876-1960）和罗威（R.H.Lowie，1883-1957）及耶鲁大学的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学习，派林耀华（1910-2000）到哈佛大学学习，引荐费孝通（1910-2005）到伦敦经济学院跟随马林诺夫斯基学习，送黄迪到芝加哥大学，把瞿同祖和冯家异推荐给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这些显赫的名字之间的学术传承对于中国人类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也使得人类学学科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 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埃文斯-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1902-1973）这些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从事研究的地点、经费来源、调查地点的殖民归属情况都显示了其之于殖民帝国的实际功用。拉德克利夫-布朗曾经明确指出：“许久以来，人类学家即呼号应用此种科学于实际殖民地治理之需要。关于英国，人类学之实际应用已有相当步骤，政府对各殖民地皆派有人类学专家佐理殖民地行政，并训练殖民地服务人员……十年来，余曾实验一中课程，包括普通比较社会学之全部，继之以实地作文化之功能的研究，再辅之以殖民地行政政策及方法之比较研究。如斯实验未及一年已发现其能充分适合学生之需要，即可供给学生以统制、教育土著之科学的基础。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地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位对各土著之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有系统之认识。第二位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对殖民地的研究和治理理念转入中国，就具体化为汉人特定社区、偏远地域、边缘族群的研究和管理。吴文藻于1935年邀请拉德克利夫-布朗来华讲学，并发表一系列文章宣扬功能学派理论方法，倡导社区研究，费孝通、林耀华便是其实践者。然而，即便不去考虑功能主义的帝国技术背景，从学理本身而言其最大的问题是历史观念的缺乏，与进化论从纵向时间维度理解异域不同，功能主义走向了反历史的空间横剖维度，这自然容易造成一种研究对象“静止化”的印象。另外，它很容易走向将某个用汪晖的话来说一个“跨体系的社会”化约的倾向，忽略了其内在的复杂关系与层级互相流动的可能。中国早期以功能主义角度入手的学者对于西方学术规范与问题意识往往存在盲目或不自觉地跟从的状况。如同有论者所言，吴文藻的博士论文《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他更关注本土的博士论文《贵州的苗蛮》反不如这个后来的作品影响大），这些人类学“中国化”的代表性著作与其说是关注中国，不如说是以西方视角观察中国，更关注的是西方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批评者的角度来说，由于对当时社会情况的阶级分析不足，因而《江村经济》、《金翼》等著作未能明确说明中国的土地问题的本质，而以人际关系的均衡理论作为研究中国家族制度的指导原则。“只讲功能、均衡，不讲矛盾、冲突，强调社会的均衡、和谐，不讲社会革命，正是功能理论和其他资产阶级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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