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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与灾难研究关系日趋紧密。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将灾难中交汇的环境、生物和社会文化三个因素纳入思考的范畴，并在研究中形成了“考古与历史”、“政治与生态”、“社会文化与行为”和“应用与实践”几种范式。这些范式之间相互关联，吸取了其他学科的灾难研究经验，以人类学整体观的视野和微观的民族志田野方法对灾难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人类学、灾难研究、范式与实践 作者简介： 苏珊娜·Ｍ·霍夫曼(Susanna.M.Hoffman)，女，美国知名灾难人类学家，曾任旧金山大学人类学教授，现为独立学者和作家； 安东尼·奥立佛-斯密斯(Anthony Oliver‑Smith),男,美国灾难人类学研究学者，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联合国灾害应对咨询专家，研究领域：灾难人类学理论、拉美自然灾害和社会文化影响； 彭文斌（1963-），男,四川双流县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资深访问学者，研究方向：西南人类学、灾难人类学和康藏研究。 本文原文“Anthropology and the Angry Earth:An Overview”(人类学与愤怒的地球概述)，见Anthony Oliver－Smith和Susanna Hoffman编”The Angry Earth:Disaster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愤怒的地球:人类学视野中的灾难)，本文由Anthony Oliver－Smith和Susanna Hoffman专门授权以期刊形式翻译和发表，为使本篇独立成文，译者对标题作了更改，也删去了书的内容介绍部分。 灾难有时以地震或核泄漏的方式突然袭击，而在其他场合，它们会在长时段里汇集，如干旱或中毒的缓慢进程。不管它们以何种方式到来——突然或微妙，灾难都是一种全方位的事件。在暴发时，它们会波及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如环境、生物和社会文化层面。就其构成而言，灾难发端于环境、社会和技术汇聚的网络，以及地方、人群和人类物质与非物质文化构建的交汇点，正是由于这三方面的聚合，才形成了灾难。灾难在展开的过程中，又勾连其因果端口的各个方面。 早在20世纪初，社会科学家们就开始探讨灾难。尚穆尔-普林斯(Samuel Prince)研究过加拿大哈利法克斯(Halifax)港口军火爆炸(1920)对社会变化的影响。[1]不过，普林斯对社会结构研究的潜力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才被人们重视。由于灾民的困境给社会带来了措手不及的压力，受灾人口的管理也成了一个紧迫的问题。早期的灾难研究大多集中在自然和技术事件的物理因素，试图找到应对的方法。社会科学家对灾难的研究则将其视为无法预测的、突降于人类社区的极端事件。他们认为灾难一旦脱离了日常秩序，灾后的恢复是尽早从看得见的损耗或可计算的压力中重新回归以前的状态。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灾难的预警、影响以及后续阶段的个体与机构行为的呈现，而极少从历史角度和社会文化模式来进行思考。 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种新的研究态势开始出现，灾难和导致它们的灾害被重新检视，灾难被重新定义为基本的、通常也是环境的周期性元素，更重要的是，是人类自身在某种程度上构建起来的。[2]社会范畴的构建被加入到灾难的网络之中。社会在危险的地带建立空间，而且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常常将其人口的一部分置于比其他人更危险的境地，而社区成员对此并非不知情或无所作为，他们对其物质环境、生活和商业行为及相应的风险进行评估，形成了一套观念和策略来确保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环境的理解。研究者们也开始把人类的技术看成是一把双刃剑——在某些方面提高安全性的同时(如飓风预报或抗震工程)，也增加了人类应对灾难的脆弱性。从人类生活的黎明到原子裂变的时代，人的技艺对环境和生境都造成了危害。社会科学的灾难研究者们认为，灾难不能单单通过人类生存的物质层面来理解和减缓，社会因素同样攸关，如生计模式、资源利用、修房造屋、工具发明、社会结构的制约、权力的分配、地方认同等等，还有更多的社会文化成分都交织在灾难的漩涡之中。 社会成因的引入，彰显了灾难也涉及到历时性。灾难不仅从突然暴发的危机中产生，也是长时段过程的结果。孕育或最后终结于人们视为可怕、有害和通常恐怖的紧急状态，实际上是他们鼻子底下彰显或悄悄汇聚而成的，牵涉的过程包括人们对物质基础的适应、人类对环境的操控和经营、以及社会文化体系、信仰与民族精神的构建。 随着研究者们对自然和技术灾难构造理解的深入，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与灾难研究关系也变得日趋明显。就实证层面而言，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将灾难中交汇的三个层面——环境、生物和社会文化纳入思考。因此人类学的调查框架与灾难研究的分析标准完全匹配。[3]而且人类学研究中的发展和比较观与灾难研究的专门要求也吻合。人类学从起点开始研究人类的生存，结合考古学、长时段历史记录和人类生活逐渐展开的场景来进行探讨。人类学以小见大,将一社会的状况和其他社会相比较，它将个人、群体及其复杂的社会文化世界和整合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领域里加以分析，正是这一交融构建起灾难成因的普通场景。人类学领域更进一步从无数偶发事件的均衡比中获得普遍性结论，它关注的是社会与文化的持续与变迁——这也是灾难影响研究的重要问题。它高度重视人类适应性这一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灾难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基本层面，即怎样与其物质环境调谐及其生存性的关键问题。最后，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全方位涵盖人口与地域，其大多数研究都在非西方语境中展开。迄今为止，虽然大多数的灾难形成并在其他地方的人口中产生影响，多数的灾难研究——大多源于社会学和地理学领域，仍集中于欧美的场景。 近年来，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灾难的研究领域。首先，人类学以其重要的方法——民族志田野工作对灾难的研究作出了贡献。民族志方法，包括叙述的引进极大地彰显了灾后恢复与微观社会组织的变化与调适之间的关系。人类学与考古学结合，揭示出文化系统如何常常包含了与环境的长期协调或矛盾关系,人们——至少在原初的状态下——建立起常规的程序来克服环境的挑战和保障其延续。实际上，地方性的社区普遍都表现出对其环境的更为广泛的理解，脱离整体观的灾难干预常常会破坏当地人的适应能力，减弱而不是推进灾后的复苏。早期的研究几乎全部集中于灾难的应急反应和作为第一梯队的机构干预，对于常年累月的恢复重建中的波动情况很少触及。但是灾难是长期的事件，在尘埃落定前，会有很多的周折。人类学的长时段视野和深入的田野工作对于理解灾难造成的长期效应很有力度。人类学的观察更进一步强化了对造成人的脆弱性的诸因素的理解，如年龄、性别、社会阶层、语言、宗教、族群和其他的差异。人类学从基础层面探索谁最可能是灾难的牺牲品?何种惯习会导致安全观念和措施的不平等? 灾难人类学的取向 迄今为止，灾难的人类学研究是由一小部分研究者来进行的。虽然在研究灾难的方法上各式各样，但或多或少对灾难问题的看法都呈现出一定的一致性。灾难被视为导致某一事件发生的进程，涉及一种源于自然或技术领域的潜在的破坏性因子与一社会形成的脆弱条件下的人口群的结合。该进程和随后事件的发展对物质设施和某一社区的主要社会组织成分造成了破坏或损失，其程度达到该群体的基本功能中断或丧失，然后是不同程度的个体或群体困境和社会的解体。 人类学探讨灾难的每一种取向对普遍意义上的灾难研究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并且从一系列有关人类灾难的广泛场景中阐明方法和解析数据。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提出的“国际减灾十年”的口号，在自然和技术灾难频率和程度不断增加的气氛中引领我们进入了21世纪。迄今为止尚未有一本人类学的灾难研究文集编辑出来。持续时间长、破坏力大的灾难在世界各地泛滥。现代知识和技术既未能清除人类所面临的自然威胁，也未能防止它们自身运作中所产生的危险，技术性灾难的威胁尤其在当代特别明显。随着灾难的频率和强度的增加，灾难的经济影响指数也在升高，在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大众之中，也相应对灾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环境学家们现在也意识到这一问题是他们关注的核心。对人类学家来说，灾难的影响远远超出其传统的工作地点，包括过去考察的主要地域——偏远的乡村，现在人类学的灾难研究也纳入了人口与其活动扩张的都市化工业中心。与人类学的主题(如适应、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这些在灾难中彰显的范畴一样，灾难给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分析社会组织和印证学科领域相关理论的难得的契机。 在灾难的人类学研究领域，已经呈现出四个大的、具有不同专题的研究范式。这四个范式间相互关联，它们也吸取并且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